本文节选自《蒙格斯调查之五：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的构建——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以下简称《蒙格斯报告五》）。《蒙格斯报告五》构建了以贫富差距指数为核心，法律公平指数、社会文化指数、金融公平指数为补充，比基尼系数更深刻的公平指数体系。本文通过分析影响公平的固定常量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对其进行量化，选取了自然灾害情况、人口流动情况、文化宗教情况、社会治理（土地税赋）情况、民族政策情况和教育资源情况等六个方面作为衡量社会文化公平的核心指标，并结合数据收集渠道情况探讨其可行性，进而构建社会文化指数。

一、社会文化的内涵

1. 社会文化的定义

学术界对于社会文化的定义较为统一，均认为它是复合体，包含宗教、道德伦理、风俗习惯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克文和王婷婷（2008）认为文化是复合体，包括实物、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其余从社会上学得的能力与习惯，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与社会意识形态。吴向鹏和高波（2007）认为文化包含人类的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宗教、思维方式、人际交往方式、风俗习惯等。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文化构成了人们的主观模型，并依据这个价值体系来进行判断决策。

2. 社会文化与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要以社会文化发展为前提，而文化可以通过商业精神对市场秩序的发展和培育产生影响，并对社会和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直接作用（任保平和王蓉，2013）。

从文化角度解释经济增长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1904-1906）的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通过对16世纪宗教改革以来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研究，发现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而后, 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库兹涅茨将文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拓展。20世纪90年代，波特从竞争优势形成的角度出发, 认为基于文化的优势是最根本、最难替代和模仿、最持久以及最核心的竞争优势，要加强国家的竞争力，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改变经济文化（吴向鹏和高波，2007）。

国内对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应用历史学和哲学的分析方法，强调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王询（2007）分析了文化传统对经济组织的影响，陈立旭（2000）分析了区域工商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张凤林（2000）强调了文化传统的作用与影响，认为文化是制度研究的新视角。

3. 社会文化与贫富差距

现有研究中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对贫富差距的研究较少。

熊晟欣等（2011）认为我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表面看是经济领域的不公平分配，实则是社会转型过程中文化因素对经济的反作用，集中表现在官本位与市场配置的碰撞、等级观念与共同富裕的碰撞、本位主义与公有制的碰撞、拜物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碰撞四个方面。

李军和冉志（2004）认为从非经济的社会因素角度出发分析我国贫富差距成因是非常必要的，文化转型是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基本因素之一，没有文化舆论的宽容乃至鼓励、倡导，没有对财富与贫穷的反思与凝视，就不可能有追求富裕生活的精神动力。因此他们认为文化环境、文化观念等因素影响着人们对贫富差距的评价、态度和行为取向。

4. 文献评述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社会文化与贫富差距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上来说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主要是对贫富差距的研究缺乏社会文化层面的全面认识和整体分析，缺少系统性的研究及定量分析。

二、主要社会文化因素分析

此部分我们尝试分析影响公平的固定常量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对其进行量化，进而构建社会文化指数。我们选取自然灾害情况、人口流动情况、文化宗教情况、社会治理（土地税赋）情况、民族政策情况和教育资源情况等六个方面作为衡量社会文化公平的核心指标。

1. 自然灾害情况

我国是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受灾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一种自然灾害会导致经常受这种自然灾害危害的民族对其产生畏惧，并逐渐形成一种灾害的文化记忆，久而久之就成为了一个民族产生相关信仰或崇拜的因素之一（张益群，2012）。自古而来，劳动人民旱时祈雨、涝时求晴，鲁国求雨的祭坛——“舞雩”至今仍存于山东曲阜，文学作品中也多出现对此类仪式的描写。

抛开文化因素，自然灾害本身与贫富差距也有着直接关系。何爱平（2000）指出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经济技术落后、资本稀缺、抗灾能力低、防灾意识不强，致使发展中国家产生灾害的潜在因素日益增加，灾害的成灾损失越来越严重，灾害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经济因素对灾害的影响都在日益加深，形成恶性循环。

从地区来看，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加重了该地区的贫穷程度，而贫穷又使得该地区人民不能有效抵抗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在我国较为贫穷的地区往往也是自然灾害较常发生的地区。

孙梦洁和韩华为（2013）认为农业自然灾害对贫富差距的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对农村贫穷规模和程度的直接影响；二是对农村贫穷的间接影响，即自然灾害对受灾农户未来发展能力的影响，也可理解为对农户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一般认为在分配状况不变的条件下，农户收入增长可以缓解贫穷，即收入的增长会使得贫穷率下降、农户的脆弱性降低。

民政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自然灾害以洪涝、台风、干旱和地震灾害为主，风雹、低温冷冻、雪灾、崩塌、滑坡、泥石流和森林火灾等灾害也有不同程度发生。各类自然灾害共造成全国1.4亿人次受灾，881人死亡，98人失踪，525.3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170.2万人次需紧急生活救助；15.3万间房屋倒塌，31.2万间严重损坏，126.7万间一般损坏；农作物受灾面积18478.1千公顷，其中绝收1826.7千公顷；直接经济损失3018.7亿元。

屡次自然灾害中，受灾的多为中低端贫穷人群，虽有定向救灾、扶贫的政策指向，但中长期来看效果并不显著。故而我们认为自然灾害与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有着密切联系。

2. 人口流动情况

《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年末，我国人户分离人口2.91亿人，其中流动人口高达2.44亿人。可见，流动人口是我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现象。潘淑敏（2007）认为，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尤其是生产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所产生的必然现象。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的数量增长更快。

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一方面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同时也提高了农村人口的收入、改善了农村的经济状况；但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综合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流动人口就业、子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尤为严峻、亟待解决。

杜吉国（2013）以黑龙江为例从人口自然变动和人口迁移流动两个方面来研究人口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种种影响。他认为人口变动有自然变动、机械变动和社会变动三种模式。当人为干预措施使人口的自然变动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那么，机械变动中的主要因素——人口迁移就会对社会及经济方面产生突出的影响。引起人口迁移的决定性因素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条件。如城市的发展、新工业基地的建设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等因素。同时，人口迁移也会有利于社会经济生产，如合理分配生产力、加速新开发地区的建设，并能够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满足并提高人民的物质需要和文化生活水平。

3. 文化宗教情况

我国是个多宗教的国家。宗教徒信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这五大宗教中有四个是世界性宗教，而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我国公民可以自由地选择、表达自己的信仰和表明宗教身份，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据统计，我国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经批准开放的宗教活动场所近13.9万处，宗教教职人员36万余人，宗教团体5500多个。宗教团体还办有培养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院校100余所。我国民族、宗教因素复杂，在考察我国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时，也要考虑多种文化、宗教等影响因素。

学术界对于宗教与经济关系的研究集中在宗教伦理和宗教文化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宗教伦理的不同如何改变经济增长的路径。当宗教的文化伦理适应经济发展的生产关系时，宗教就会促进经济的发展，相反则会阻碍经济发展。研究发现，适宜的宗教文化和宗教伦理可以帮助人们形成正确的经济伦理观，从而塑造正确的经济行为，此外还可以去除纯粹“经济人”行为中的物欲和贪婪（曹森，2011）。钱满素（2014）认为，在有宗教的时候，贫富贵贱乃上帝所定，一个人的世俗成功必与其个人品行密切相关，因此贫富不均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贫穷的责任主要由个人来承担。可是这样的道德资本一旦耗尽，个人品行与世俗成功脱节，贫富不均就会变得没有道理，不可容忍。在政治平等基本完成后，人们不可避免地转向经济平等。

4. 社会治理情况

贫富差距归根结底是个社会问题。新华社（2017）报道指出：“贫富差距、安全、失业、人口流动、社会保障等社会治理问题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存在。”由此可见，我国已把贫富差距定义为社会治理问题。

习近平指出：“社会治理应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改善民生，维护人民的权利，促进人民的幸福，各国要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和民间交往各领域开展广泛合作。”从社会治理角度研究贫富差距也因此有了必要性与紧迫性。

在社会治理方面，我们着重关注了土地税赋问题。韩松（2013）认为好的土地政策可以把农民的人的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结合起来，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城市化进程过快、城乡差距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谢新明等（1999）认为对农村税收征管改革可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5. 民族政策情况

杨新宇（2006）研究发现人文文化对民族经济起促进作用，它可以起到改善经济运行机制和经济行为的作用；而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的脱节和相互阻碍是民族地区欠发达的重要根源之一。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辩证过程。民族地区经济不发达，限制了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受过良好教育、具备良好素质的人才不足，又妨碍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相脱节、相互阻碍的现象成为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马戎（2009）认为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收入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即区域差异、行业职业群体之间的差异和族群差异。政府统计资料和学者社会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存在于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如果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和统计分析，族群收入差距反映的主要是区域差异和职业，但是事实上也存在于与族群身份直接相关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方面的差距，这与我国的民族政策相关联。大量实际调查显示，族群差距客观上确实存在。

从我国建国以来发展路径来看，在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阶层矛盾多以民族矛盾的面目出现，在社会公平上的表现与民族政策息息相关，因而将民族政策纳入社会文化公平的分析维度也十分必要。

6. 教育资源情况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全年研究生教育招生80.5万人，在学研究生263.9万人，毕业生57.8万人。普通本专科招生761.5万人，在校生2753.6万人，毕业生735.8万人。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82.4万人，在校生1592.5万人，毕业生496.9万人。具体如图36所示。虽然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连续5年下降，但是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却连年上升。中高等教育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

2017年，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17500亿元，比上年增长11.6%，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为2.12%，虽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5年数据2.227%），但已有较大提升。全年境内外专利申请369.8万件，授予专利权183.6万件；截至年底，有效专利714.8万件。以上数据支撑教育水平提升的结论。

尽管如此，在教育资源分布上，我国仍存在着相当大的不平等。刘华军等（2013）的研究利用分省数据采用高校数、学生数、教育经费投入、师生比、生均经费等五种指标对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的非均衡与极化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特征，且两极分化程度呈明显上升趋势。此外，基尼系数测算表明以总量指标衡量的中国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地区差距要远远高于相对指标衡量的地区差距，地区间差距是造成总体差距的主要来源。

单德朋（2012）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了教育效能、教育结构与贫穷减缓的关系。他的实证研究表明：西部地区贫穷流动性较弱，存在持续贫穷的现象；由于教育质量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权衡替代，教育支出的减贫效果不显著；教育质量对城市减贫的作用比平均受教育年限更为显著；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西部农村贫穷减缓具有“门槛”效应，且现阶段教育效能对农村减贫的整体作用为负。由于离技术前沿距离较远，中等教育对西部城乡减贫的意义更为显著。

今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扶贫办出台了《深度贫穷地区教育脱贫攻坚实施方案》，要求稳步提升贫穷地区的教育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包括保障义务教育、发展学前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职业教育、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等。由此可见，提升贫穷地区教育水平，优化教育资源分布已被提上日常。因此在研究社会文化公平过程中将教育资源分布情况考虑在内十分必要。

三、指标数据选择情况

本部分主要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选择构建社会文化指数的指标，并结合数据收集渠道情况探讨其可行性。

1. 自然灾害情况

自然灾害是导致贫富差距的重要外在原因，每当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都是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社会出现动荡的时候。在现有统计指标中，有两个方面的指标可用来反映自然灾害情况：一方面是各类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变化情况（选择谷物单位面积产量的年度增幅）和粮食产量增幅（选择粮食作物产量的年度增幅）；另一方面就是直接的自然灾害统计指标（选择地震灾害直接经济损失占当年国内GDP的比例）。根据数据可得性和综合性，最终选取1995-2016年谷物单位面积产量增幅与粮食作物产量增幅的平均值来反映自然灾害情况。

2. 人口流动情况

从历史上历次社会动荡来看，人口流动加剧、流民增多是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重要原因，有几次农民起义本身就是流民起义例如唐赛儿起义、刘六刘七起义、王小波李顺起义、白莲教起义等。在现有统计指标中，反映人口流动情况的指标包括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数、流动人口数，考虑到农民工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还包括外出农民工人数。从数据可得性和指标综合性来看，最终选取2000-2016年流动人口与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来反映人口流动情况。

3. 文化宗教情况

从历史上看，文化宗教问题对社会动荡有着重要影响，很多农民起义的前奏都是某种宗教的盛行，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红巾军起义等，而且这些文化宗教因素也是社会贫富差距状况在某个侧面的反映，正是因为贫富差距扩大、底层人民生活无依才会去寻找某种文化宗教寄托。文献中多用盖洛普国际联盟公布的全球信教人口调查统计中的信教人数反映文化宗教的变化情况，但我国没有该项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也并无类似统计指标，所以未将此项纳入指数构建。

4. 社会治理情况

历史上显示的社会治理问题主要反映在土地兼并和税赋情况，这类数据在现代倒相对比较容易取得。由于我国当前采用的是土地公有制（包括国有和集体所有），所以并无土地兼并问题。这里的指标选择着重从税赋方面来考量。在现有统计指标中，有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全国税收收入、非税收入等指标反映了总体的税赋情况。从数据可得性和指标综合性角度考虑，最终选取1993-2016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与当年国内GDP的比例作为社会治理情况的指代指标。

5. 民族政策情况

从我国当前实际情况来看，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与居民生活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政策的最终结果。在现有统计指标中，可以选择少数民族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比情况来反映民族政策效果，一般来说，差别越小，说明民族政策的效果越明显。考虑数据可得性和指标综合性，最终选取1993-2016年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平均值与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比例来反映民族政策情况。

6. 教育资源情况

教育资源的丰裕程度与均衡程度对社会公平状况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我国受传统文化以及传统官员选拔机制的影响，教育几乎是改变普通居民命运的最重要手段，所以教育资源情况也是构建社会文化指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有统计指标中，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普通高中升学率都反映了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情况，教育经费收入、各层次教育的生师比等反映了教育资源的丰裕程度。根据数据可得性和指标综合性，选取1993-2016年教育经费收入与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的比例反映教育资源的丰裕程度，选取1993-2016年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和普通高中升学率的算术平均值反映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程度，最终的教育资源指标用上述两个指标的算术平均值来反映，该指标取值越高，代表社会公平性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