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本文谈论“中”的本义。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观念入驻（仅百余年）之前，社会处于“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的几千年里，先祖们就称我们祖辈居住的地方为“中国”。何谓中国？解决问题的钥匙，就是中，中国的中。

谈问题前，先讲个故事，壮壮胆儿。智慧之书《列子》中讲过一个故事，故事名字是《九方皋相马》。说的是一天，泰穆公召见伯乐，让已经超龄服役的伯乐找一个人代替他自己。伯乐推荐了九方皋。秦穆公便让九方皋去各地寻找千里马。三个月后，九方皋回复穆公，已经找到了千里马。穆公问，是一匹什么样子的马？九方皋说是一匹黄色的母马。穆公后来见到这匹马，发现是一匹黑色的公马，很是不高兴，让人将伯乐找来，责备伯乐识马不识人。伯乐却盛赞九方皋：九方皋相马竟然达到了这样的境界！真是高出我千万倍。他看到的是马的内在，深得其妙，而忘记了马的外表。他只看见需要看见的，看不见他不需要看见的；只观察他需要视察的，直接忽略了他不需要观察的。一试，那匹马果然是天下少有的千里马。

关键是抓住本质。千里马的关键是跑得快，是公是母、毛皮颜色无所谓。

儿子小学时，让他背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赞》。里面有一句：“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小家伙冷不丁地来一句；“老爸，那时候有中国吗？”当然，他问的是国家意义上的中国。一下子，竟不知如何作答。的确，孔子时代，他生活的国家叫鲁国。司马迁时代，他生活的国家叫大汉。司马迁为什么在文章中自称“中国”？

前几天晚上无事，闲看网上的一些文章。看到一篇清华简整理出来的《保训》，是周文王临终时给武王的遗言。短短的一篇文章中，四次出现“中”。周文王讲述了尧舜和商朝先祖的一些传说，借以给武王灌输一个理念：“中”。要求武王小心谨慎，求中得中保中，才可得到天命。

中，是什么意思？解读者甚多。

想起儒家经典《中庸》，核心要义也是用中。

一般的理解，中庸是折中调和。这种理解大体上来源于宋儒。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过渡到朱熹，就成为“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他又说，“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在朱熹那里，“中”，就成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无所偏倚”，即折中调和、走中间路线的意思。宋代以后，文气日衰，民族精神以及国人性格，渐渐走上下坡路，大概与抽掉脊椎骨的宋儒有关。因为我觉得，折中调和，曲意逢迎，是对中庸之道、《中庸》精神的亵渎。

理解《中庸》的钥匙，是一句话，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句话大有讲究。从儒学发展脉络上看，“未发之中”，争议甚多，甚至成为儒家第一难透底关。作为一个指导儒生修养人性的文章，竟然演进发展成后世争论不休、百思不得其解的玄学，宋儒显然引错了路。

关键是对句子里面“中”的理解。

窃以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中”，不是通常理解的、用以表达方位（东西南北中）的、也不是表示方向（左中右）的中，而是类似于“心中”、“水中”之“中”，指人心、内部的东西。

喜怒哀乐的情绪没有显露出来之前，深藏于人的内心世界（心中）。人的情绪可能会受到外部世界现实的影响刺激显露出来，也可能自发地（别人看来无原由的）显露出来，当人的情绪显露出来，如果做到与外部现实相和谐，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该快乐的时候快乐，该悲伤的时候悲伤，这就是“发而皆中节”之“和”。

人的内心世界活动变化，是人所有情绪和行动的根源、根本。而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相和谐，是人快乐幸福的不二法门。人能够表里一致，才有真正的快乐。所以说，《中庸》讲人性修养，核心要义是通过人的自我修炼、自我成就，达到内心世界与外部现实相和谐。包括：人内心世界（各种欲求）的一致性（内心平衡），以及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相和谐。做到这些，一个完整的、完美的人格，就形成了。在万事万物之间，人在精神上、物质上，自然就是一种自洽的、平衡的和幸福的状态。扪心自问，人性修养达到这个目标，还是很难的。内心的煎熬这一关，多数人都通不过。其实，内心的煎熬，就是内心世界各种欲求之间无法平衡，就是欲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

怎么办？“致中和”。“中”为体，“和”为用。《中庸》倡导的方法论，就是内外协调一致，合二为一，体用不二。

对《中庸》的“中”的体悟，是我春节回河南老家过年时，空余时间研读《毓老师说中庸》的收获。突然想起，我们河南老家，人们的口头禅就是“中”。在需要表达肯定的意思时，人们就会点头，甚至是不加思索地说“中”。

向上追溯。甲骨文上的“中”字，像一枝小旗插在圈起来的土地上，迎风招展。

这一符号传递的信息，不禁使我怀疑，中的本义，与古往今来的解读，似有不符。

人们多解读“中”为中心、当中（一定范围之内），将“中”解读为一个表示地理方位、方向的词。这可能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东南西北，如果没有给定的坐标、参照物，是没有意义的。直观的体验，观察者只能从他所处位置出发，才能给他口中所言的东南西北赋予现实的意义。否则，身处南京的人所讲的北，与身处北京的人所讲的南，有可能是一个地方。要知道，上古时代，人们地理相隔、音讯不通，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东南西北的标准，也不会有一个公认的地理位置的“中”，更谈不上大家公认的中心、中间、中部了。

比较有力的例证是，《保训》和《中庸》里面的“中”，就不可能是表达地理方位的“中”，不可能是左中右的“中”，更不可能是东西南北中的“中”。

回到甲骨文的“中”字外在的形象上，一枝小旗插在四周圈起的土地上，是什么意思？按照古时候的惯例，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插上自己的旗子，可能是宣示主权的行为：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土地，我的势力范围；也有可能是一个标志，一种告诉想要告诉的人，一种存在的标志，比如说“我在这里”，以便他们“旗之所在，人之所趋。”

远古时期，同一个区域内，可能有若干个领主，每个领主都会立一杆旗帜。比如地中海沿岸，就有成千上百个城邦，《斐多》里柏拉图讲，这些城邦好像一群围在泥塘边的癞哈蟆。说得很形象。但是，这群癞哈蟆，有大有小，长相各异，总要有个共同的名字吧。这个共名就是希腊。希腊的含义，是希伦人居住的地方。多么朴实的名字！

中原这地方及其周边，在上古时期，也是众多部落甚至文明并存。就文化讲，就有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大地湾文化、齐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上古时期中华文明就是一个“满天星斗”的时代，邦国林立，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知道，这些邦国或者文明最终也有一个共名：中国。炎黄先祖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后来被称为中国。但是这个中国的“中”，不应是表方位的“天下中心”的“中”。如果如此解读，像尼泊尔这样的国家，它的国名，在他们自己的语言中，就是“中间的国家”的含义。尼泊尔人认为他们才是“中国”。

当前的考古发现，“中国”一词，最早出现在青铜器何尊上。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于成王五年（公元前1039年）四月，为纪念新都成周建成，铸造了青铜器何尊，上有铭文“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铭文的意思是，我入住到中国，在此统治民众。何尊青铜器上铭刻的这句话，是周武王灭商后，告祭天下时讲的，是为了表示他将亲比天下万民之义。周灭商后，分封建国，周武王的亲戚多离开周朝国都（宗周）向东方就国。为了安抚，也是为了方便的需要，周武王选择了夏朝都城附近，现在洛阳的东部地区，营建新的都城成周洛邑。何尊上的铭文，是目前考古发现出现最早的“中国”，这个“中国”反映的就是成周洛邑这个地方。显然，此“中国”之“中”，若解读为中央、中心，还有人说是天下中心，应该不是它的本义。

《春秋公羊传》有“名曰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周武王将西周的都城称为“中国”。“国”字的初文是“或”，“或”是“域”的古字，表示地域范围。周武王将都城称为“一个叫中的地方”，或者直接说成是“中居住的地方”，也无不可。据此可以推测，“中”字的古义，应当与河南方言的“中”相距不远。

周文王、周武王父子相承，他们说的“中”，含义应当是一样的。那么，周文王给周武王遗训里面的“中”，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还有一条线索可以借用，就是《周易》。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曾经说过，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的确，在周易的结构上，“中”在爻位上是指二爻（下卦之中）和五爻（上卦之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里，二爻与五爻的吉词最多。此外，如果阳爻居阳位（初爻、三爻、五爻），阴爻居阴位（二爻、四爻、六爻），就是当位、得中，否则就是失位、不正。阳爻居五爻之位，称为刚中。阴爻居二爻之位，称为中正。《易象》的解释中，认为得中、刚中、中正，就会大吉。可见当时文化对“中”的推崇。

西周初年前后，“中”，到底是什么含义呢？

我们再往前追溯。从文字起源上讨论“中”的本义。依文字学，中的本义是（插在地上的）旗帜。唐兰先生在《殷虚文字记·释中》讲，中乃旂旗之类，最初为部落之徽帜，用以集众。部族的“族”字，也是会意字。从㫃，从矢，众人聚集旗下之形。上古时期，族长有事召集部众，先找一空旷之地，先建中（树立旗帜），族人见中而趋附。据此我们可以意会，上古时期，“中”的含义。

周文王在《保训》里谈到的“中”，先说到舜“求中”、“得中”，又讲到商的先祖上甲微矵“中”于河，后又从河那里将“中”追回，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用受大命。周文王向武王阐明了求中、得中、保中与践大位的关系。指出求中、得中、保中才能用受大命。勉励姬发像舜一样求中，像上甲微一样保中，祗备不懈，承继大位。这里的“中”是什么？

再找些例证。尧将帝位传于舜时，曾经讲过一句后来被称为“十六字心传”的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尧将帝位传给舜，让舜执中，并说了几句勉励的话。此外，在《大戴礼记·五帝德》有帝喾“执中而获天下”。《论语·尧曰》有，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孟子·离娄下》有，汤执中，立贤无方。说得更加直接的还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里《季庚子问于孔子》有：君子在民之上，执民之中。

在上述文献里，所有的这些执中的“中”，理解为一种至高无上的、代表着某种（生杀予夺）权力的信物（类似于令旗、虎符之类的），或者干脆说是权柄，是否要比后世儒家所讲的“中正之道”，更为符合历史的逻辑？

显然，在周文王时期，这个“中”，应当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权柄。据此，周武王所说的“中国”，即“中”所在的地方，权柄所居之地，即为都城。逻辑上也讲得通。

孔子有教无类，孔子的一大贡献就将知识由贵族垄断普及至民间。儒学发展到孔子嫡孙子思的时候，儒学已经开始从外务的儒学发展到内观的儒学，儒生的居心，被视为极为重要的修养功夫。周文王六百多年后，孔子的孙子子思作《中庸》，为儒生人生修习之心法。《中庸》教人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使自己可以配天，与“天地参”。然而，如何做到呢？用中。“中”经过六百多年的演化，被后世儒家借来用做个人心里的那个固有的天性（对一个人来讲也是至高无上的）。喜怒哀乐是人天生带来的，是人之常情，内心固有的东西。《中庸》提出的目标是“发而中节”（和），要求儒生正其心，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现实相和谐，无过无不及。宋儒所言，无过不及，无所偏倚，是就用中所达到的效果而言的，并不是中的本义。中仍就是一杆旗帜，只不过在先秦儒家那里，从外在的物内化进人的内心，成为了人内心固有的那杆旗帜，随时指挥人的行动，做到内心世界与外在事实的和谐。说点题外话，儒家经典《中庸》是要儒生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性，以“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这样的一个积极的人生。为什么后世儒家的学问竟演化到“存天理，灭人欲”如此糟糕的境地？看来学问传承，误会不少。

子思再往后三百多年，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看看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赞》中对孔子的评价：“天下王侯，至于贤者，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传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就可以知道，儒家的学问，流传之广，影响之大。到那个时候，司马迁所言的“中国”，与周武王所言的“中国”，就有了不同的含义了。到司马迁时，人们潜移默化地，或者习惯性地，将接受、传承以“中”为核心的文化的区域，称为“中国”。可以理解为，信奉“中”的人们居住的地方，叫“中国”。谁信奉“中”？炎黄子孙。炎黄子孙居住之地，就是“中国”。历史上，那些被华夏文明所化之地，他们也称自己所居之地为“中国”，像历史上的越南和朝鲜一样。

中，无论是张扬于外的权柄，还是深藏于人们内心的法则，都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就像日常生活中的河南人一样，只要说“中”，就一定会竭尽全力践行。只不过，践行“中”的两条途径之间，与改变外在世界以满足内心需求相比，中国人更擅长调适自己的内心世界以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尽管如此，中国人祖祖辈辈也没有放弃改变外在世界的努力。围绕着“中”，我们是革命的“两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内中外和，从而极大地放大了生存能力。

为什么中国作为世界历史上最为庞大的国家之一，和世界文明史上延续最长一直至今的文明古国，原因之一，应该就是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人，被“中”紧紧地联结在一起，数千年不易。

中不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