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80年代，白钦先教授提出“金融体制论”，即确立了以金融发展战略、组织形式、框架结构、构造方式、业务分工、监督管理、运行机制、运转环境和总体效应为研究对象，以比较法为研究方法，以服务改革开放、秉持中国思维主体性、把握中国国际话语权为价值判断的一种研究范式。“金融体制”研究范式的确立不仅为中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借鉴，而且进一步促成了“比较银行学”这一金融子学科的诞生，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特色金融理论的创新性探索与尝试。

1、“金融体制”范式提出的时代背景与学科背景

在我国，与金融体制相关的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在经历了十年文革动荡后，整个国家可谓百废待兴，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急需改革除弊，长期左倾的意识形态急需拨乱反正，禁锢已久的思想观念急需冲破藩篱。而作为一名金融理论工作者急需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研究世界各国金融发展历程和现状、方式与战略、经验与教训，以为中国金融之改革提供借鉴和途径。因此，金融体制的研究从出发点到归宿点都十分明确，就是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人才培养和经济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决策参考。当然，这也是那个时代赋予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道义与责任——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从学科发展背景来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和中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期，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和全盘苏化对中国经济金融学科乃至整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带来巨大影响，特别是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学术研究走上了怀疑一切、否定一切和打到一切的极端主义道路，金融学科建设基本停滞不前，甚至有些方面退化明显。这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后，一些学者由于本国学科发展的相对落后进而对西方文化与制度的崇洋媚外、不分良莠、趋之若鹜、唯恐不及，简单概括为经济、金融学术研究领域中的中国思维西方化、教条化。彼时的中国理论界亟需找到一种理论、一种分析框架，形成一种分析研究范式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顽疾。

2、“金融体制”研究范式的研究对象

1989年，我在所著《比较银行学》一书中将“金融体制”研究范式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九大要素”，即金融发展战略、组织形式、框架结构、构造方式、业务分工、监督管理、运行机制、运转环境（金融生态）和总体效应（功能）；其中，运行环境是核心要素。

——金融发展战略。金融发展战略是一定时期内对一个国家或经济体金融发展方向、发展速度与发展质量、发展点以及发展能力的重大选择、规划及策略。金融发展战略可以帮助金融当局指引长远发展方向、明确发展目标，指明发展点，并确定金融发展所需能力，实行经济、金融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

——金融组织和框架结构。在西方金融学教课书中，对金融组织（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介绍占了很大篇幅，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Frederic Mishkin所著《货币金融学》、Frank Fabozzi所著《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等。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在这些西方经济金融文献还未被翻译到中国，但在那个时代，东方学者同西方学者一样也开展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相关研究，甚至在某些方面比西方学者更早、更全面：我在《比较银行学》中不仅对各国金融组织有较为全面的阐述和比较，而且创新性地提出了金融框架结构的问题，这也为其后续的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演进发展说”“三维金融架构论”奠定了基础。

——金融构造方式。所谓的金融构造方式主要研究的是一个国家（或经济体）金融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作用。在金融体系构造过程当中，如果政府处于辅助地位、干预程度较低或予以不干预时，这一国家金融体系的构造方式通常为自然构造和自然再构造；如果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干预程度较高时，这一国家金融体系的构造方式通常为人为构造及人为再构造。对金融构造方式的研究是西方发达国家学者较少关注、较晚关注的理论问题，但恰恰是这一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学者予以高度重视，因为金融构造范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的问题、关系到对外开放程度的问题、关系到国民财富流入流出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常常引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20世纪90年代末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1世纪初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例子。

——金融业务分工与监督管理。金融业务分工取决于金融发展战略框架中的业务战略，而后者又进一步决定了金融秩序的监督、监管。处理好金融业务分工就是要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中央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职能分立、结合，商业银行业务与政策性银行业务分立、结合，银行业务与非银行业务分立、结合，直接金融业务与间接金融业务分立、结合，长期金融业务与短期金融业务分立、结合，政府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业务与商业性开发性金融业务分立、结合，等等。

——金融运行机制。金融运行机制是指在社会金融活动过程中影响金融活动的各个因素的结构、功能及其相互关系，以及影响、发挥这些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及其运作方式。金融运作机制分为三种类型即经济的竞争淘汰机制、法律的保护与强制机制和金融当局监督管理机制三种；这三种机制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是功利主义、绝对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金融领域的表现。这三种机制在现实生活中以竞争淘汰机制为主、法律保护与强制机制、金融当局监督管理机制为辅，三者共同交叉适应配合运行。这样一种运作机制搭配方式即保证了经济、金融的效率也兼顾了社会公平与金融发展权、话语权的分配。竞争淘汰机制的实现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风险机制实现。

——运转环境（金融生态）。在《比较银行学》中将运转环境解读为金融体系产生、发展、演变和运行所依赖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其中每一子环境又包括若干相关要素：经济环境包括生产力一般发展水平、商品经济发达程度、经济体制、经济开发程度等等；金融环境包括一国货币化程度、金融体系的普及程度、金融制度的完善程度、金融市场开放程度等等；社会环境包括一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民族文化特点、自然禀赋、政治制度、社会稳定状况、自然环境、交通条件等等。可见，运转环境是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立体环境，其对金融体系的演进的影响通过不同的方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新形势下有学者借用了仿生学的概念，对经济环境、金融环境、社会环境进行进一步抽象概况，将其概况为“金融生态”，即对金融的生态特征和规律的系统性抽象，本质反映金融内外部各因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的价值关系。

——金融总体效应与功能。金融总体效应是指一国金融体系的总体效率和构成要素间协调适应的吻合程度。包括金融体系整体同社会经济金融环境相互协调适应的程度，即外部效应；金融体系内部构成要素间相互协调适应吻合的程度，即内部效应；金融体系总体及金融系统自身的功能、效率、效益。其中，对金融功能的研究在随后的研究历程中又单独形成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以研究金融与经济相互协调、适应与吻合程度为研究核心的研究范式，即基础性金融功能（服务性功能和中介性功能）、主导性金融功能（资源配置核心功能和风险规避与经济调节的扩展功能）、衍生性功能（包括风险管理、风险交易、信息管理、公司治理、宏观调节、引导消费、区域协调和财富再分配等功能）。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功能演进，金融功能的演进即金融发展。

3、“金融体制”范式中的研究方法

在“金融体制”研究范式下，系统地、自觉地运用了比较研究方法对各国金融体系“九大要素”（研究对象）进行了研究，并且在比较研究过程中对“比较法”方法论进行了阐述与论证。

差异性和多样性是比较研究的前提，比较研究强调的是特殊性和差别，但比较本身并非研究的目的；表面不同的事物未必没有蕴含着一致的本质和共性，可能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可能大同小异、小同大异，因此，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是比较研究法的基本立足点。在这样一种指导思想下，金融体制研究范式中的比较法既比较异同，也比较优劣；既静态比较，也动态比较，且常常动态静态交错比较；既横向比较，也纵向比较，纵横交错比较；既比较个性，也比较共性。在不同角度、不同层次的比较研究中，阐明各国金融体制发展演变的共同规律、特点和趋势，以及这些共同规律、特点和趋势在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不同经济金融环境中的不同表现形式与不同作用，从而在揭示各国金融体制发展演变一般规律的同时，也揭示在不同国家作用的特殊规律。在无限丰富和复杂的特殊性比较中，揭示出各国金融体制发展的强烈共性和最一般的发展趋势。如果说普遍性和共性是直接地展现各国金融体制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共同趋势，那么无限多样和鲜明的差异则以生动具体的特殊表现形式，迂回地贯穿了各国金融体制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和共同趋势。比较法不仅善于挖掘不同事物间的共性而且还能鉴别不同事物的特殊性，因此，它比归纳法、演绎法更适合不同事物间的差异分析。

4、“金融体制”范式所秉持的价值观

在金融体制范式的研究过程中，特别是在比较研究各国金融体制相关的金融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对待中西方文化的态度，这个问题反映在学术研究过程白教授将其概括为经济学的民族性问题。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经济学、金融学原来是政治学的一门分支，政治学是哲学的一部分，原来它们是在一起的；当然，后来独立了、分开了，从学科发展角度讲这种一定程度的分立是历史性进步，是专业化研究的需要，但彻底分离绝对是历史性的倒退。曾有一位美国国会议长坦率地承认：经济学都是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国家政治经济学。尼克松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康纳利（1971）在十国集团会议上也曾说“美元是我们美国的货币，但却是你们（世界）的问题。”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在阐述他们的绝对利益比较说和相对利益比较说时，他们认为法国用它生产的葡萄酒交换英国的工业品，双方都可获利，都是可取的；但由于“民族感情”的原因，真正做到这一点很难；李嘉图也坦言，就我本人而言，我亦不希望“民族感情”日益淡化。因为从长期来看，法国人总拿它的葡萄酒交换英国人的工业品，其结果是法国永远是农业国，英国永远是工业国。不难看出，包括西方官员、学者都认为，经济学、金融学研究中充满了民族感情、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博弈，而现如今我国经济金融学术研究中却很少讲这一点，这不仅在学术上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在道德上更是有缺陷、对国家和民族的失职。

因此，时刻秉持金融理论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服务、把握中国的国家话语权和思维的中国主体性是金融体制范式研究鲜明的价值判断。中国既要现代化，也要民族化；只有民族化，才能现代化；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美国化，学习别国“切忌只有因袭而无创造，切忌只见别人而无自己。”

5、比较银行学的确立与发展

“金融体制”范式的研究直接催生了“比较银行学”（后发展为“比较金融学”）这一金融子学科，这一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1年—1984年，辽宁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比较银行学”这门课，这在当时是实验性的，教材是用铅字打印机打印的校内印刷教材，而且是一边授课，一边修订，最终形成了一章一本的单元本教材。第二阶段是1984年—1996年，“比较金融学”纳入金融研究生教育范畴，国际金融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了专业学位课“各国金融体制比较”；但直到1989年教材《比较银行学》才由河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可以说这部教材从构思、撰写到出版发行前前后后历经长达十个年头。第三阶段是1996年至今，辽宁大学获评金融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比较金融学”纳入其授课范围并成为该博士授予点的学科特色之一；同年，我受聘中山大学特聘教授，“比较金融学”的课程亦在中山大学开设。至此，“比较金融学”全面覆盖金融高等教育本、硕、博三个阶段，时至今日仍是一些高等院校金融教育的必修课程之一。

随着《比较银行学》的出版和备受认可，以“金融体制”研究范式为基础的一系列相关研究也随之产生，相关的专著及学术论文成果颇丰。1993年，由我和曲昭光博士合著的《各国政策性金融机构比较》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作为《比较银行学》的系列书籍和姊妹篇在辽宁大学和辽宁省委分别立项，并最终得到国家教委“八五”重点社会科学科研项目立项。其后，由我主持编纂的《各国进出口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各国开发性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各国农业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各国政策性金融体制比较三部曲”分别于2002年、2005年和2006年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发行，与《比较银行学》形成了金融体制比较研究丛书系列，并成为国家“211工程”资助项目成果。另外，由我主编的《各国金融体制比较》作为21世纪高等学校金融学系列教材也分别于2008年、2013年出版了第二版、第三版。

在“金融体制”范式研究变迁过程中，相关学科也随之发展、演进。从最初在大专阶段开设的“外国银行制度比较”到研究生阶段开设的“各国金融体制比较”，从“比较银行学”到“比较金融学”，这一系列蜕变经历了从“无”到“有”——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金融知识体系、课程体系、人才培养体系从无到有；从“外国”到“各国”——改革开放进程不断深入，摆脱了过去主观上强调中国、外国的意识形态，融入了全球开放性经济、金融体系，将中国融入各国之中；从“银行”到“金融”——非银行金融体系迅速发展并大有超过以银行为主导的传统金融体系，仅通过对银行的研究已难以把握现代金融的全貌；从“制度”到“体制”——随着经济金融改革进程的深化，单一规章的制度性改变难以继续推进改革，只有多元相关要素的体制性改革才能进一步深化改革；从知识性“介绍与传授”到深层次“比较与研究”——金融高等教育的定位由知识传承到知识创新。时至今日，上述种种理论的、教学的、实践的、实务的蜕变过程对于未来我国金融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实业发展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