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人性？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说：“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荀子·性恶篇》）这就是说，人性是天赋的，是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不是后天修学而成的习性。那么，人性中是否包含腐败犯罪的成分？或者说，腐败犯罪是否属于人类的本性？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首先说明人性的本质是善还是恶。

（一）人性善恶

人性本善抑或本恶，这是个跨越时空而且众说纷纭的问题。在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传统文化主张人性本善，正如广为流传的《三字经》中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其实，儒家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不尽同。例如，同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孟子和荀子对待人性善恶问题的观点就截然不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则主张人性本恶。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从善的，这就如同水向低处流一样自然。而人性之所以从善，是因为人天生就有仁义礼智的善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告子上》）然而，荀子却认为，人的本性是向恶的，而这基于人的生存本能和食色本欲；人可以有道德善行，但这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后天养成的。他还把人需要道德礼法的约束作为人性恶的证据。他认为，人之所以追求善,就是因为人的本性缺乏善；如果人的本性是善的，那么道德礼法也就没有存在之必要了。（《荀子·性恶篇》）

探讨人性善恶，我们首先要明确善恶这两个概念。在汉语中，“善”的基本含义是好，包括友善、良善、亲善等内涵；“恶”的基本含义是坏，包括邪恶、丑恶、凶恶等内涵。然而，好与坏是相对而言的，善与恶也是相对而言的。有好才有坏，有善才有恶。对你是好，对我可能就是坏。在此为善，在彼可能就为恶。因此，衡量善恶的标准应该是群体标准，不是个体标准。人类是群居的动物，群居就会产生个体之间的关系，而善恶也正是在个体之间的关系中才能表现出来。由于个体利益是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所以不能以个体利益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只能以群体利益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符合群体利益的行为是善，损害群体利益的行为是恶。对个体而言，群体利益往往要求其行为不能利己而利他。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利己向恶，利人向善；损人利己是典型的恶，舍己为人是典型的善。

明确了善恶的行为标准，我们再来考察人类的本性对行为的影响。人类的生命具有个体性；人类的生活具有群体性。经过千万年的进化与传承，这两种属性已成为“融化在血液中”的人类行为本源。一方面，为了个体生命的存续，人就要努力满足自己的需要，甚至不惜损害他人乃至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要在群体中生活，人又必须遵从群体的需要，必须顾及他人的利益，特别是那些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他人。例如，父母可以为子女牺牲个人利益；爱人可以为对方牺牲自己利益。由此可见，利己是人的本性，利他也是人的本性。换言之，人的本性中既有恶的一面，也有善的一面。生命的个体性乃人性恶之源；生活的群体性乃人性善之端。这是自然界的生存规律在人性中的体现。因此，人性本善亦本恶，而且人们对于善恶的感觉会追随世态而变化。清平盛世，民风纯朴，性本善的主张就容易被人接受。物欲横流，邪恶当道，性本恶的观点就容易成为主流。孟子生活于战国前期，社会环境比较安宁，政治状况相对稳定，于是人心向善。荀子生活于战国末年，社会险恶，政治凶残，人人争权夺利，君子小人同欲，于是人心向恶。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与荀子的人性思想都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反映。承认人性中存在恶的一面，也就在人性中找到了腐败犯罪的根源。

（二）食色本能

告子在与孟子讨论人性问题时说：“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其意为：吃食和性交是人的本能。如前所述，荀子也认为，人性本恶的原因就在于人的生存本能和食色本欲。与所有动物一样，人要生存，就需要从食物中获取营养，因此吃食是人的第一本能，是天生就具有的能力。性交本来是物种繁衍的需要和方式，与个体生命的延续无关紧要。大自然为了使个体甘愿为物种延续而劳累并受难，便经过千万年的进化而把性交的功能扩张至爱情并附以快感。于是，人类的性就与情相合，而且要遵循社会规范，否则就会转化为罪。

与人类社会中许多种类的犯罪一样，腐败犯罪大多与人的“食色本能”有关。腐败犯罪的基本形式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去违法谋取钱财，而钱财就是吃食本能的延伸。另外，许多腐败的官员不仅贪财而且贪色，不仅进行权钱交易，而且进行权色交易。这些犯罪发自人类的本能，却又颠覆了人类的本性。客观地说，贪官并非都是十恶不赦的妖魔坏蛋。有些贪官本来不坏或者说不太坏，但在物欲横流人心向恶的社会环境中，因未能拘束自己的食色本能而陷入腐败的泥潭。

（三）辞让争夺

孟子主张人性本善，理由之一是辞让之心人皆有之。荀子主张人性本恶，理由之一是争夺之心人皆有之。从表面上看,孟子和荀子对人性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但是二者的目标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倡导善的行为，都重视道德教化的作用。只不过，孟子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提出“存心养性”的主张，强调自我修养的重要；荀子在人性恶的基础上提出“化性起伪”的主张，强调外在教化的作用。

诚然，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需要争夺或曰竞争的，但是过度的竞争就会演变成人类之间的拼杀，就会导致人性的恶化。在那些过度强调竞争的国家和地区，许多人就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去争夺，恃强凌弱，尔虞我诈，甚至是武力搏斗，你死我活。以贿赂犯罪为例，受贿者是在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夺取财富，行贿者则是在用手中的财富去夺取更大的财富。无论在官场上还是商场上，行贿者都是在以不正当的手段进行竞争，花钱买官是要在晋升的竞争中获得先机，而“花钱买市场”则清楚地表明了这种竞争行为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争夺之心就是腐败犯罪的人性根源。

（四）基因差异

主张人性本善的学者认为，犯罪是后天因素造成的，犯罪的产生原因是社会制度、文化、道德、环境等方面的缺陷，如社会分配制度不公、贫富差异巨大、教育缺失或失效等。不过，这种犯罪社会学派的观点并不能完全解释社会中存在的犯罪现象。为什么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中，有些人犯罪，有些人就不犯罪？即使生长在同一社会阶层或者家庭环境中的人，为什么也有犯罪者与不犯罪者之分？于是，一些学者就从人类先天的生理和心理差异方面去探寻犯罪的原因。如前所述，笔者主张“人性本恶亦本善”。这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每个人的本性中都同时存在着恶源与善端；其二，有些人天生性较恶，有些人天生性较善。诚然，天生性较恶的人不一定都去犯罪，天生性较善的人也不一定都不会犯罪，但是这种先天差异可能影响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取向。

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5-1909）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生来犯罪人”和“犯罪遗传”等观点。如果说人类的遗传基因中同时存在着恶源与善端，而在某些人的遗传基因中，恶源大于善端，那么这种人比其他人就更具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如果他们是普通百姓，他们有可能成为杀人犯或者抢劫犯；如果他们是政府官员，他们有可能成为恶官或者贪官。虽然人们无法查明那些贪官的遗传基因，但是可以从其贪腐行为中略见端倪，譬如令国人唾骂的军队巨贪谷俊山。

龙勃罗梭曾经断言：“同一切疾病一样，人们也可以为犯罪找到病因，而且或许能够更容易地加以诊断。”假如有朝一日，人类的科学技术能够识别遗传基因中的恶源并且可以“修剪”那些恶性DNA片断，那么人类就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中存在的犯罪问题，就有可能实现“让世界充满爱”乃至“世界大同”的梦想。这就像人类试图通过遗传基因手术来根治癌症的理想。当然，犯罪不同于癌症。人类即使掌握了这种技术，也未必就能普遍使用，因为那不仅会侵犯人权，而且会有使人类整体弱智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