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与民意的结合，将政治的意义，由不可知的神与天，引向可知的世俗人间，开启了新的文明。但天命观也导致了道统与政统的分离。所谓道统，简单讲就是社会应该是怎样。所谓政统，简单讲就是社会实际上是怎样。

千百年来，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世俗社会。几千年的中国，政统妥妥贴贴地降服着道统。形式上高高在上的天，实际上匍匐在世俗权力之下。人类幻想的天庭，原本是人世间意识的反映。古往今来，概莫如此。

天，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极其重要的概念。即便是现在，华人无意识间的呼唤，“天啊”与“妈呀”，几乎也是可以相互替换的两个词汇。中国人的“天”，与外国人“Oh, my God”有相同，更有不同。外国人呼唤“上帝”，是后天习来的；中国人呼唤“天”，是先天的遗传。外国人的“上帝”，指向是惟一的明确无疑的，而中国人的“天”，很多时候是暧昧不清的，甚至正在呼唤“天”的人，也有可能没搞清楚，他嘴里或者心里的这个“天”，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再之，作为普遍的文化习俗或者说是信仰，中国人的“天”，比外国人的“上帝”，早出现了一千多年。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论述过，中国人的“天”，有五种含义。一是与地相对应的物质之天；二是有人格的主宰之天，类似于上帝；三是运命之天，指人生中个人无可奈何者；四是自然之天，指四季更替，自然运行之规律；五是义理之天，指宇宙中最高的原理。他又说，古籍中所谓的“天”，除物质之“天”外，大多是指主宰之“天”，如同西方的“上帝”一般。但是，也有不同意见，如张岱年先生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论语》中的“天”既有主宰义，又有自然义。“天”的含义，的确不易区分清楚。

公元前一千多年，周武王经牧野之战而灭商。是时，周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远不及商。周武王顺应时势，抓住时机，以弱灭强，得以取代商朝自立。西周为了坐稳江山，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做出了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在政治和组织形态上，以血亲和姻亲为纽带，实施封建，推行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领域，西周创制了“天命论”，以取得众多诸侯的信服。他们说，“天命靡常”，能使国家兴起，也能使国家衰亡。夏朝失去天命，由商取代，商朝失去天命，上天就选择周代商而立。是上天的意志，对商纣的暴虐统治不满，才收回其统治权并赐予西周。因为周能够敬天、孝祖、保民，民心在周，所以上天将天命交付周。故弱小的周能够抓住机会，一战而胜，取代商朝。一切都是上天的选择。

《尚书·康诰》有“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天命，越厥邦厥民。”大意是说，天降大命于文王，要他灭掉殷商，承受天命及其土地人民。

“明明上天，照临下土”。

“高高在上，日监在兹”。

周人为什么想到借用“天”这一概念呢？或者说，周人为什么崇拜上天呢？许倬云先生在《西周史》中有一个解释。他说，先周时期，周人活动的区域陕甘黄土高原西半边，黄土有“自肥性”，即通过灌溉可以把底层养分不断地吸收到地表，适宜农耕（农耕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最高的生产方式）。不利的因素是，与秦岭汉水区域相比，黄土高原西半边地势高亢，降水量较少，农耕丰歉主要看上天能否及时足够地降下甘霖，先周人自然就以为，他们的幸福生活取决于上天的态度。同时，由于地形地貌的原因，先周人每时每刻看到的是晴朗的、笼罩四野的、一直到视线尽头的长空，而这完整而灿烂的天空，无所不在，高悬于上，俯视着人们，保护着人们，自然就具有那种慑伏人心的力量。那时人们心中的天，是最大的全体，人们无论是躺下或者仰望上天，天都是人们能够见到最大的东西，没有比天更大的了。

西周之前的传说中，多有东方的帝与西方的天冲突争斗的故事，虽传说中胜利多归属于东方的帝，但是，这些传说，如“刑天舞干戚”等，也印证了天神崇拜的西方专属性。周人姬姓，曾经讲过，我姬姓出自天鼋。周王自称“天子”。这些都可说明，周以天为图腾，以天为本族宗神。

西周确立的文化制度，一直影响到现在。可以说早期文化东西激荡中形成的华夏文明，稳定凝固在西周制度体系之上，如周礼、宗法等。后来儒家搞的那一套，就是要恢复“周公之制”。这些按下不提，我们只讲“天”。

后来学者多认为，周朝发明的天命观，其意义不仅在于说服诸侯心服口服以周代商，还在于告诫他们的子孙，一切保天命的办法，都在人事之中，“祇若兹德，敬用治”。天命在于人心所向。“受命于天”，“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天命与民意的结合，将政治的意义，由不可知的神与天，引向可知的世俗人间，开启了新的文明，将史前文化带入文明，这是中华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其意义是开天辟地的。

我们不否认天命观的意义。但是，后来历史的走向，也提醒我们，不要高估了天命观的实践意义。就像行走在污浊的世间，不要太依靠人们自觉自愿的道德自律一样。

西周在创制天命观收服人心的同时，他们可能没有预料到，天命观的副作用，是道统与政统的分离。所谓道统，简单讲就是社会应该是怎样。所谓政统，简单讲就是社会实际上是怎样。

西周以前，是政、教合一的。君王既是俗世的统治者，又是上天的代表。因为君王垄断了与上天沟通的渠道以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权。早期的君王就是巫，巫作为氏族首领和部落大祭司，掌管一切神人之事。后来巫分化出来，君王专门设置负责与上天沟通神职官位，也称“巫”。因为巫与王一体，如果需要，君王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或自己想要的行为，提供一套解释，以收服人心。

西周创制天命观后，情况变了，道统有了一整套固定的标准，且可观测。天意从不可知变为可观测，人世君王随意解释天意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再也不能根据行政（统治）的需要随意解释天意了。结果是政统与道统分离。

政统与道统分离后，后世的儒者从政统里分离出来，成为影响政事渐微的卫道者。君权不断集中的过程中，抱有淑世情怀的儒者一直尝试，用道统影响控驭政统。儒家孜孜以求的王道，就是要求政统依照道统的规范行政。

春秋战国时代，大争之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这样的时代里，终不济于世。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武帝的打算，是利用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为其治理国家和开疆拓土提供意识形态方面的支持。但是，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壮大，他们用道统影响控驭政统的理想，开始萌动。

历史上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政权都是战场上血淋淋的砍杀而来，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统治者需要民众臣服，需要改造思想使他们从内心服从，需要道统对政统的认可与支持。皇权需要儒，政统需要道统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背书。心怀淑世理想的儒家，借势为承继道统努力抗争。这里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向汉武帝倡导“独尊儒术”的一代大儒董仲舒。

儒家典籍中有不少灾异现象的记录。这些记录，在天命观思想的指导下，大多与君王执政得失联系起来。例如《左传》中晋平公与士文伯有一段关于日食预兆的对话，“国无政，不用善。”导致日月之灾。熟读儒家经典的卫道士董仲舒，显然知道借用自然天象弘扬道统的重要意义。他编写了《灾异之记》，把古今灾异现象，用《公羊》思想加以推演和解释。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如奢侈过度、刑罚失中、赋役太重、任人不当、后宫不肃、违礼乱制、穷兵黩武等。董仲舒说，纵然皇帝是天之骄子，具有至上的君权与独尊，也不能为所欲为。皇帝必须服从天意，天若不满皇帝作为，会降下灾异予以示警。同时，他认为只有儒生有本领解释上天的意旨。世俗的皇帝必须借助儒生领悟天意。

当时辽东高庙发生火灾。酷吏主父偃就将董仲舒的灾异书给了汉武帝。武帝召集学者官员讨论，大家都认为此书讥讽朝政。结果是董仲舒下狱，论罪当死。后来被汉武帝特赦。此后，他再也不敢言灾异了。但是，灾异论却流传了下来。

儒家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几与董仲舒齐名，同样治《春秋》的儒者公孙弘，也是一个代表人物。公孙弘出身低微，放过猪，是个猪倌出身。年40余乃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董仲舒同治一经，算是同业。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后历内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史说公孙弘为人善谀，曲学阿世，朝会议事，从不面折廷争。他曾与汲黯等相约议事，等到武帝面前，尽背前约，一切顺从皇上旨意。天子见他为人谨慎，辩论有余，但又不迂腐不过激，且熟悉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遂大悦之（《史记·公孙弘传》）。

在儒者中，他是善谀者；在善谀者中，他是儒者。明习儒学，满足了武帝好文的爱好；善于吏事，具备为官的能力；阿事善谀，满足了人君的虚骄心理。故为官累迁，位至宰相。公孙弘这种人，没有原则，揣摩上意，不守信用，出卖朋友，沽名钓誉，阴结死党，以谋取高官厚禄为人生目的，可谓后世为官者的先祖。在公孙弘开拓的儒者做官的路线上，周公、孔子及其追随者所竭力维持的道统，从规范政统沦落为支持皇权的工具。

西汉后来仍盛行言灾异，不过，皇帝已经成为灾异说解读裁判者的角色。灾异成为皇帝责备、左迁官员的借口。上层官员对灾异负责，在汉代已经成为一个传统。《汉仪注》上明确写着，灾异发生时，丞相应该主动辞职。

革命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卫道的儒家，后来思想滑坡，自甘堕落，沦为走狗，甚至落水狗，也是自然而然。读书人只有能屈服于皇权，才能获取安全。顾炎武是明朝的官员，改换朝代后，他禀承儒家卫道传统，不再出仕，闭门读书。但为了个人和家族安全，他不得不派三个外甥（著名的“昆山三徐”）去朝中做官。舅舅读书传播革命的种子，外甥做大官维护政统，表面矛盾，实质上统一的。当时代最优秀的读书人顾炎武，尚且如此，其他的儒者，只能退而求其次，渴望成为政统的奴仆了。

千百年来，中国其实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世俗社会。权力的背后是利益，利益决定一切，对思想不屑一顾。几千年的中国，政统妥妥贴贴地降服着道统。形式上高高在上的天，实际上匍匐在世俗权力之下。或者说老百姓心中所想口中所念的“天”，实际上就是最高权力的代指。

西周开国一千多年以后，西汉董仲舒后大约三、四百年，在西方古罗马帝国，同样发生着神权与世俗政权之争。当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时，西方也是并行着类似的两个权力系统。

基督教出现后，在基督教义中，代表上天的神，变为惟一的上帝（原来古罗马信奉众神）。一开始，基督教一直受到世俗政权的镇压和无情打击。事情到君士坦丁执政时出现了转机。公元313年，罗马西方正帝君士坦丁与东方正帝李锡尼，在米兰发布了“米兰敕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公认的宗教之一。此后不久，君士坦丁将皇帝私人财产捐赠给基督教会，君士坦丁本人因此被基督教称为“大帝”（The Great）。临终时，君士坦丁受洗成为基督教徒，君权向神权低下头颅。

有个背景知识需要交待一下。公元前31年到公元180年200多年间，罗马一共有16位皇帝。与之相比，3世纪235-284年这50年，罗马帝国一共产生了22个皇帝，平均每2年多就换一个皇帝。时间最短的是昆提里乌斯，在位仅仅17天。更换最频繁的是238年，一年间换了5位皇帝。原因在于，古罗马元首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不满意就可以更换执政者。当时影响元首权力更迭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兵变。士兵们已经习惯于按照他们的意愿随意弑杀皇帝，如同儿戏。甚至“罗马人把当皇帝视为畏途，因为一个人如果被近卫军拥立为帝，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

聪明睿智、具有超人政治智慧的君士坦丁，认识到把赋予君主统治权的对象，由“人”转为“神”的有效价值。因为委托和剥夺统治的权力，由可知的“人”转为不可知的“神”后，可知的人，再也无权置喙君权。当时，多神教中的罗马诸神不适合扮演这种角色，因为罗马诸神只是护佑人类，而非指点人类如何生存。只有一神教基督教满足君士坦丁对“神”的需求。双方一拍即合，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建立了“君权神授”体系，为自己的君主世袭制正名，确立了血亲世袭继承制度，最终确立了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政体。

君士坦丁大帝支付的对价是，俗世政权匍匐于上帝神权之下。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历经千年的黑暗中世纪。西方的历史，为道统政统之争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

起点不同，事物演化的结果自然不同。中国的道统降服于皇权政统之下，与古罗马君士坦丁后政权降服于基督教上帝神权之下，都是利益斗争与妥协的结果，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尽管西方的“上帝”比中国的“天”晚出现一千多年，但是，历史上曾经的表现，“上帝”对世俗政权的权威，远远大于中国的“天”。

过刚者易折。“上帝”再强，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西方文艺复兴的成功，以及后来现代民主社会的建立，他们需要反对或抵制的是一个虚拟的上帝，是一个无法在阳光下凉晒示人的上帝，自然就会容易一些。不像东方社会，需要打破和抵制的，从来都是硬梆梆的现世权力和利益。

两千年过去了，“上帝”也好，“天”也好，对世俗权力的符号和象征意义，基本上不存在了。但是，东西民众的心中，还是为它们保留了位置。紧急时刻无意识的呼唤，天或者上帝，还是会脱口而出。

天，永远都是那个天，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人类幻想的天庭，原本是人世间意识的反映。这一点，古往今来，概莫如此。如果人们感受到不同的天，只是人世不同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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