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有很多纪念性的文章。

总是觉得，观察一个历经数千年民族的命运及未来走向，四十年的时间，太短了，不足以看清楚问题，分析也缺乏基础。比如说，如果站在改革前1978年看这四十年，可能会觉得惊天动地、成就非凡。如果站在当前特别是国际视野看这四十年，我想大家冷静下来，大概会接受一种看法，这四十年无非是中国政治经济和人们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化的四十年。围绕一些问题的争议，仔细观察一下，与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也大概类似，比如所有制问题、计划与市场的问题、贸易战的问题、对外开放问题等，并不是这几十年仅有的。所以，要了解和认识，甚至是客观评价这四十年，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需要将视线拉长、视野放宽。

本文以汉民族的生活方式为切入点。所谓生活方式，通俗讲就是几千年来，汉人吃的是什么，依靠什么样的物质条件求生存。生存之中，汉人想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伟大思想，指引汉人的日常行动。概括讲，生活方式就是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和文化内涵。

客观条件、经济基础决定生活方式。

1935年，胡焕庸教授提出了一条从黑龙江黑河到云南腾冲的一条线，人称胡焕庸线，这条线把中国分为东西两部分。1935年时，东部土地占约三分之二，西部土地略超三分之一。但人口分布，东部集中了全国96%的人口，西部仅仅4%的人口。

外蒙独立出去以后，东部面积占57%，西部面积占43%。人口分布情况，东部约94%，西部不到6%。经济情况，东部占全国GDP的近96%，西部略超4%。我国的人口和资源分布，东部占绝对优势。

从地理上讲，这条线恰好是400mm等雨线。

从生活方式上讲，历史上这条线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分界线。

地理是历史的子宫。

我们引以自豪的儒家文化、炎黄子孙，就是在中原，这块儿世界上最大的连片宜农区域上，孕育孵化生长出来的。早在距今约8000千年前，中华先民们就进入了以种植业为基本方式的农耕时代，形成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黄淮地区的粟稻混作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这些都是有考古材料支撑的。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在生产力上的差别，许倬云先生曾经做过一个计算，一块土地，如果用来种庄稼，产出粮食能提供的热量，是用来放牧养牛提供奶、肉等食品热量的九倍。一块宜农的土地，种粮食的产出是放牧产出的九倍，农耕方式与游牧方式在生产力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

中原文明过早成熟，与农耕方式较为先进的生产力有关。

宋代以后，中国南北格局发生了变化，从南弱北强，逐渐转变为北弱南强。南方多是山地，宜农的土地相对中原较少，但到明清时分，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完成从中原到江浙的转移。背后的原因，是江浙人做生意。江浙人既耕种，也出海捕鱼，还下南洋做生意。做生意的南方比农耕的中原更富足，说明商业活动比农耕方式具有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

游牧和农耕，都是具体的生产活动，产出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而商业活动，一般认为只是流通问题，并不是具体的生产活动。为什么说商业活动更具生产力呢？贸易的好处，一是在贸易所及之处，能够最大限度内达到物尽其用。二是需求刺激供给，扩大生产的欲望。三是交换促进分工，进而是生产效率的提高，这个道理斯密的《国富论》里已经讲得很明白了。再说一句，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化大生产的普及，其生产力是农业难以想像的。

为什么不用工业文明而使用商业文明讨论问题呢？工商是一体的，相比而言，商业文明比工业文明更有包容性，拿来讨论问题更合适。比如，我们可以讲，宋代以后，中国的南方地区就存在商业文明，而不能说，存在工业文明。

如果为各种文明的生产力水平排个次序的话，商业文明比农耕文明，农耕文明比游牧文明，具有更先进的生产力水平。

历史演化走的不是一条直线。

历史上的中国，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兼而有之，且长期并存。一般而言，长城以北以游牧文明为主，中原地带以农耕文明为主，南方则是农耕与商业文明杂处。

并存就有冲突，冲突就有胜负。一般来讲，游牧民族越过400mm等雨线，就会被农耕文化同化。数千年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文明和强大的生产力，抵御、消融了历史上一次次来自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冲击，如商朝时的土方、鬼方，西周时的犬戎，秦汉时的匈奴、鲜卑，以及后来的乌桓、契丹、突厥、党项等等。游牧民族冲击最强的，是在元、清朝代，外族入主中原。但是，中原数千年积淀的农耕文明深厚基础，不仅岿然不动，反过来还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这种状况世界上少见，其背后是农耕相对于游牧，强大的生产力优势使然。

农耕民族越过400mm等雨线向北发展，也会逐渐游牧化。因为他们跑到长城以北，想要生存，就必须逐水草而居，必须游牧。游牧生存以后，汉人的生活习俗及文化习惯会逐渐淡化，他们就不是农耕定居的汉人了。所以说，历史上，纯汉人的王朝，从来没有真正统治长城以北地区。汉武帝横扫漠北，但是，取胜以后，汉人军队马上回来，没有在漠北驻军。唐朝能够统治长城南北，是因为唐朝皇帝也有胡人血统。明代对山海关以外东北地区的统治，只是名义上的。

宋代以后，南方兴起的商业活动，虽有较高的生产力优势，但没有像后来英美列强那样对中原农耕文明造成较大冲击。其原因表面上看是，中原王朝长期打压商业活动特别是海上贸易活动，实质上的原因是南方商业活动的基础条件制约。他们的生意经是基于家族结构和熟人社会的，南方商人的生意圈子，他们的信用结构、风险机制，都是基于同乡关系、宗族关系的，他们虽然也冒险去做海上生意，但他们生意的立足点、着眼点在家乡，他们的市场在大陆。他们以大陆为立足点、出发点出海做生意，与后来欧美海洋文明以全球市场为立足点、出发点做生意，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文明之间发生冲突和对抗，面对中原农耕王朝出海做生意的南方人，是以一隅敌全国；而外来做生意的欧美海洋文明，则是以全球敌一国。强弱立见。所以，后来在洋人面前没有抵抗能力的中原王朝，早前很容易就能卡住这些南方生意人的脖子，就像当年明代清剿倭寇、清朝人收复台湾一样。

固守中原腹地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也在发展变化。每一次文明的冲击的碰撞，特别是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力扫荡，都在改变中原农耕文明，丰富其内涵。看看我们汉族现在吃的东西、日常用品，很多都是外来的，不是我们祖先原创的。

历史上，凡是开放的中原帝国，就是强国。凡是封闭的中原帝国，就是弱国。需要强调的是，开放和中原帝国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不是因为国家强盛才选择开放，国家羸弱才选择封闭。而是，只有开放，才能使国家强、文化发展。一旦封闭起来，圈地禁海，国力不振，文化蜕化，就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文明的发展，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需要开放，借助外力，来解决问题，推动发展。

我们先不讲文化，先看看封闭的经济后果。美国有一个加州学派，对中原农耕文明演化，有个“内卷化”的定义。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天下大乱，只有通过战争，大屠杀解决过多人口问题。战争结束后休养生息，人口慢慢恢复，然后达到极限，再通过血腥战争解决。所谓历史周期率、朝代更替，背后其实是农耕文明生产力的极限，土地上的产出养活不了太多的人口。此外，由于人口多，劳动力便宜，社会上也没有利用技术改进节约劳动力的必要，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这些事情，便没有内生于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可能。所以，中国历史上，或者说中国的历史，多是自我复制，汉代的事情，到清代仍在继续发生，甚至一代不如一代。

再来看看文化。

中原地带绵延数千年的农耕文明，人类族群是汉族，文化是儒家文化。我们汉族，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一个民族，按照陈寅恪的说法，汉族是一个以文化认同为标准的、而不是以血统认同为标准的民族。游牧民族来到中原，定居之后，认同接受儒家文化，就认为他们被汉文化同化，成为汉族了。中原农耕文明的文化表现，就是儒家文化。

儒家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织就中原社会关系的网络。五伦中，父子、兄弟、夫妇这三种都是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也是类亲缘的，只有君臣一伦，属于社会，属于国家。《易》里面也有表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然后有礼义。中国人的观念里，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互为表理，以至于家国同构。儒家五伦，维系了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儒家五伦与社会稳定相互需要、相互强化。儒家五伦实践的要求，对社会的稳定性要求极高。因为社会流动性大了，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维系，是个难题，建立在这种伦理实践要求之上的社会秩序，就会出问题。文化和族群认同，将中原汉人牢牢捆绑在土地上。小到家庭，大到家族，大家生活上互相依赖，守望相助，感情上自然认同、密切。

儒家文化及生活方式，在历史上一次次地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帮助我们这个民族一次次度过难关。历史上中原农耕地区，真正能够吃饱饭的时候并不多。在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走出马尔萨斯陷阱之前，中国乡村以家庭为单位的精耕农业，使中华大地在公元十七世纪上溯到公元一世纪这1600多年间，成为世界上养活人数最多的地方。历史上所谓的盛世，老百姓吃饭肚子而已。近代200多年的内忧外患，生民多艰，饿殍遍野，是常有的事。赖一家一户，愚夫愚妇，苦力支撑。近四十年来，国家过上了好日子，但底层百姓，也只是吃饱了肚子。

但家庭的责任，赡养老人，教育子女，竟然也是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况且千百年来传下来的习惯，小家之外，还有大家。父母妻儿之外，还有兄弟姐妹，还有亲戚朋友。有余力搭把手的时候，谁又能袖手而心安？所以说，对我们汉人来说，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我们通过自己的选择、行动和关系，而不断去开拓的道路，那么，家庭，既是这条道路的起点，也是这条道路的终点，目的地所在。汉人安土重迁，其实是汉文化的必然。

越过土地的界限，甚至超出家庭家族的范畴，儒家文化的缺点就会显露出来。儒家在方法论上讲求推己及人，由自己到家庭，由家庭到国家，再到天下。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儒家文化视野里的天下，实质上就是家庭观念在外延上的拓展。在中国人心中，华夏是天下的中心，文明从中心向四周，呈圈状梯次递减，就像落入水面的石子荡起的波纹。中心是华夏，周边是四夷，治理天下就是要以华夏化狄夷，最后天下一家。

不得不说，天下观和天朝意识，是中国历史上虚骄的自欺。从西周到汉代，农耕文明生产力相对发达，天下观，有比较具体的意义。到唐朝时，天子已经是中国皇帝与可汗双重身份，已经与纯粹的天下观有所不同。宋代以下，中国与多国打交道甚多，上下已经明白，中国已经是多国多文化体制中的一员，自诩自己身居天下之中，只能是自欺欺人。明朝朱元璋和朱棣曾经做过家天下的努力，没支撑几年，财力不支，就歇息了，将国门关了起来。晚清时分，天下体系彻底破产之后，天朝观念仍在，晚清有为大臣们日思夜想的，就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恢复理想中的天下秩序。其实，近代中国，很多汉族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就是天下观的死灰复燃。中国稍有能力，有些人就会按捺不住，要做人家的家长，期盼万国来朝。

农耕民族从根子上是个和平属性的民族，汉族历史上远远强于四邻时，也没有去殖民他国，何况在国力不足时。但是，国际社会似乎并不认同中国和平国家的身份，中国威胁论时不时出现，甚至国内还有主动配合声音（虚骄好胜心态），以至于谦谦君子屡被误读为争强好战之人，在国际形象以及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这实质上就是中西文化冲突，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习惯，在全球化场景中，中西在认识和行为上的不和谐。

我们可以想象，儒家文化走向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安土重迁”的儒家文化本质上附着在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不可能走向世界，如果走向世界，那就不是儒家文化了。就像历史上汉人越过400mm等雨线求生存，就游牧化了，不成为汉人了一样。

但是，儒家文化天然的自封闭倾向，需要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历史上的经验表明，闭关锁国，结果就是窝里斗，自己消灭自己，王朝自己把自己做死。集体主义、集权政治是我们民族文化中自有的东西，缺乏外来的冲击，这些东西很容易漫延生长，窒息民族和社会的活力。

回头再看看，经济上与世界的联系。历史的经验是，只有对外开放，才有可能改变“内卷化”式的死循环，至少在物质准备上，要改变历史的周期率，并不一定是某人讲的民主政治，而是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将中国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

因为西方海洋文明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文明，可以帮助汉族摆脱对农耕方式的单纯依赖，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在物质能力上打破“内卷化”的困境，使这块土地上，能够养活更多的人。

市场的开放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人口问题。过去我们总是以为，人口过多是压力（因为历史经验过多人口会引发“内卷化”）。但是，面对全球市场，我们发现，过多的人口反而成为我们的竞争优势，极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不开放，人口是压力；开放了，人口是资源优势。仅此，为了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开放。

历史地看改革开放四十年，站在我们民族能够过上好日子的角度，是否可以有如下结论：

闭关锁国，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死路一条。重要的是开放，打开了国门，让别人进来。欢迎别人走进来，可以帮助改进生产方式，丰富文化，沾便宜的概率大，四十年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些。还有一种开放是走出去。走出去很重要，可以向外输送过剩产能。但是，经验和能力不足，文化准备不足，走出去，步伐太大，吃亏的概率大。

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安定。农耕生产方式，养活不了13亿人口。老百姓要吃饭，要有工作可干，中国的生产方式，必须是市场经济，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的内核是商业文化，支撑市场经济、商业社会的文化，只有商业文化，才能实现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家长意识，讲究等级、圈子的儒家文化，从根源上不适合现代市场经济。

四十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的一个农耕为主的国家，已经成功转化为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一个现代化制造大国。物质上，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文化上，商业文化虽有普及，但人们思想根子上的文化意识，还是儒家文化、小农意识。几乎对内对外的所有问题，是不是都能最终归结为，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思想意识之间的裂缝。

裂缝需要缝补，不及时缝补，就难以避免历史规律去自动缝合。选择改造小农意识，还是选择降低生产力水平，这不仅关系到我们有生之年的生活方式，更是关系到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

相信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仍会长期共存。但是，选择过上好日子，是上天赋予人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