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众多历史人物中，知名度最高的，恐怕就数诸葛亮了。杜甫说，诸葛大名垂宇宙。今天来看，不是过誉之辞。在华人文化圈子里，“诸葛亮”这三个字，甚至“诸葛”这两个字，就是智慧的代名词。

诸葛亮搏得千余年来的大名，因缘际会之外，他自己的表现，主要是两个字，“忠”和“智”。

所谓忠，中（zhòng）心也。司马光说，“尽心于人曰忠。”冯友兰讲，孔子的仁，主要内容是爱人，核心是推己及人。实行仁的办法，是忠和恕。忠是积极的推己及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消极的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所谓智，知日，知太阳也。我们常说，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物。知太阳，就是对天下什么东西都无不知晓。未卜先知，算无遗策。

一个人，兼具忠和智，对人对己，是多么的理想！试想你有一个朋友，既尽心于你，又无所不能。想想梦里都会笑醒的。

在千年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中，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从读书人的角度，中国古代，能够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理想境界于一身的历史人物，诸葛亮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诸葛亮的治世之能，能够严刑峻法、劳民疲民，却民间少有怨言，能够做到大权独揽却身前身后少有非议和流言，中国古代，除了周公之外，大概也只有诸葛亮了。这是诸葛亮最杰出的地方。经过读书人的加工和民间传颂，诸葛亮已经成为一个道德高尚、忠义兼备、治国有方、用兵如神的忠臣贤相、一个完人。成为中华文明中的一个文化符号。

我想谈谈，历史上真实的诸葛亮。不是故意给千年来华人圈子里的偶像浇冷水，而是本人认为，事实是最基本的道德。不去争辩是非，只知逢迎好恶，非我等愿为。

人物，是一系列的历史事件。

一、才能从何而来？

他三岁丧母，八岁丧父，有一个不幸的少年时代。

《三国志》记载，初平四年秋（193年），曹操征徐州，“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次年夏，曹操因其父在琅琊被害，二次征徐州，“所过多所残戮。”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后来对孙权说，“遭本州倾覆，生类殄尽。弃坟墓，携老弱，披草莱，归圣化，在流隶之中。”是年诸葛亮12-13岁，随其家族裹挟在避难队伍中。年少时的诸葛亮对战乱的厌恶，对曹操的切骨仇恨，自不待言。

诸葛亮及其弟弟诸葛均还有两个姐姐，跟随其叔父诸葛玄，由琅琊至豫章（南昌），又由豫章至荆州。每次辗转，都是形势所迫，不得已为之。197年，诸葛玄投奔刘表两年后去世，17岁的诸葛亮带着其弟弟诸葛均（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开始了在隆中的十年耕读生活。

《汉晋春秋》记载，“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在隆中十年耕读，是诸葛亮一生重要时期，是他本领养成的重要十年。

《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诸葛亮）好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诸葛亮幼年时期，父亲诸葛圭曾任梁父尉，诸葛亮随父生活在梁父一带，对《梁父吟》应该十分熟悉。他幼年便流落他乡，乡思郁结于怀，理所当然。悲怆出烈士，《梁父吟》悲切凄苦曲调，激荡着少年时期的诸葛亮，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自比的管仲和乐毅，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出身低微，却被君王信任，有机会倾其毕生才华建功立业。所以，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就是在渴望有一个类似齐桓公、燕照王那样的雄主。

汉末刘表治下的荆州，社会稳定，经济基础雄厚。“南收五岭，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吸引了大批士人来此避乱。“自中平以来，荆州独全，及刘表为牧，民又丰乐。”(《三国志》)刘表是有志于天下的儒士，用相当大的人力、物力来发展教育，发挥儒家的教化作用。《后汉书·刘表传》载，关西、兖、豫学士归者盖有千数，表安尉赈赡，皆得资全。表乃起立学校，讲明经术。造成了学人盛集、崇学重教的人文环境，形成了荆襄隐士群体。

刘表是一个优秀的文人和绅士，当时被誉为“八骏”之一。但是，生逢乱世，需要有是治国平天下的人才。“外貌儒雅，而心多疑虑”的刘表，每当大事来临，疑虑重重，不能决断。所谓文人雅士，只是流于虚名。刘表人格气节方面也没问题，曹操袁绍争天下时，他没有依附任何一方，他死后儿子投降曹操，那也不是他的愿望。尽管后人评说，刘表的文章写得好，不逊蔡邕，书法也很好。但作为一方诸侯，身负保境安民之责，浮华虚誉又有什么用处呢？中国历史上这类读书人很多。当时的益州牧刘焉、刘璋父子，也是这样。后来诸葛亮治蜀，为纠正这种尚名、散漫的世风，还与法正发生过冲突。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外乡人诸葛亮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后汉社会尊重氏族，门第兴起，学问家传。汉末时荆州一带的豪族大姓，有蔡、蒯、习、庞、杨，以及马、向等。诸葛亮与他们，分别有姻亲关系、师生情谊、同门之谊和朋友关系。

诸葛亮虽是外来户，但他有两个凭籍。一是他叔父诸葛玄与荆州牧刘表是故旧关系，二是在门阀观念盛行下，诸葛家族世代仕宦出身，属于奉儒守家的名门世家，恰好与荆襄一带的世家大族门当户对。所以，诸葛亮顺理成章地与他们攀上关系。

《襄阳记》载，“黄承彦者，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他将其丑女黄月英嫁给诸葛亮。而诸葛亮的岳母蔡氏，就是荆襄一带最为显赫的豪强蔡氏（蔡瑁是代表人物），刘表初到荆州作刺史时，就是靠蔡瑁等的势力稳定的局势。蔡瑁有两个姐姐，一个嫁刘表为后妇（生刘琮），一个嫁黄承彦。刘表是诸葛亮内人的姨夫，蔡瑁是诸葛亮内人的舅舅。诸葛亮在荆州，也算得上是皇亲国戚了。

诸葛亮有两个姐姐。一个嫁给荆襄名士蒯越子侄蒯祺，一个嫁给荆襄大族名士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蒯越是蒯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具有冠绝荆襄的影响力，他与蔡瑁一起共同帮助刘表平息州内反叛，稳定局势。庞德公是诸葛亮的老师，以农桑书琴为娱，傲视权贵不仕刘表。范晔评价他：江海冥灭，山林长往。远性风疏，逸情云上。道就虚全，事违尘枉。后人又说，“庞公却辟刘表，知其不足与为；而智辩昭烈，隐然出武侯以自代。”史载诸葛亮十分尊敬庞德公，每次探访庞德公，都独自一人拜见于床下。与卧龙诸葛亮同名的凤雏庞统庞士元，则是庞德公的侄子。

诸葛亮另一个老师是司马徽，号水镜先生。精通道学、奇门、兵法、经学。《三国志》载，“颍川司马徽清雅有知人鉴”。

此外，诸葛亮与襄阳大族马氏的交往也很深，与马良、马谡亲如兄弟（马良书信，称诸葛亮为尊兄）。另一家大姓向氏，向朗及其侄子向庞、向充兄弟，都是后来蜀汉的大臣。《出师表》中就有，“将军向庞，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还有襄阳岘山南至宜城的大族习氏（习珍、习祯）和杨氏（杨仪、杨顒）。荆襄是汉末人才荟萃之地，那么大的一个隐士群体，孕育出一个经天纬地之才，应当没问题。

从诸葛亮的朋友圈可以看到，他的成长经历，完全融入到荆州上层社会，有一个名师云集的好环境，方便他学习前人智慧，前辈先贤的教诲。也便利他了解天下大势，了解政治军事变化信息。否则，我们很难相信，一个闭门读书的年轻人，怎么可能有胸怀天下的气魄，对时事的穿透能力和战略眼光。

看来，朋友圈，真的很重要。尤其是对成长中的年轻人。

二、为什么和刘备走到了一起？

先看刘备。

“臣乃中山靖王之后…”刘备自称是汉景帝儿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

《汉书》记载，“胜为人乐酒好内，有子百二十余人。”实是荒唐之人、酒色之徒。据《三国志先主传》载，“先主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在这方面，刘备与其先祖倒也相似。由刘胜至刘备，经过了300余年，时代久远，血缘已不足贵。但这点名分，对刘备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资本。

刘备一生，可以说是百折不挠。虽“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三国志先主传》）但其智勇和事功，相比同时期的曹操和孙权，终究是差了一二等，只能说是一个平庸的君主。

诸葛亮和刘备相遇时，刘备征战半生，转战了二十多年，先后依附过公孙攒、陶谦、曹操、袁绍、刘表等，没有自己地盘。只是顶着左将军豫州牧的名头，领着数千兵卒，驻扎在从刘表那里借来的樊城，手下虽有关羽、张飞、赵云等武将，文臣谋士几乎没什么人。实力甚至不如当时的一个小军阀。不仅实力不行，战场名头也不怎么样。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刘备在战场上，仅老婆被人掳走就有多次：建安元年（196年）被吕布虏走妻子，建安三年又被吕布部将高顺掳走妻子，建安五年被曹操掳走妻子，建安十二年在当阳长坂抛妻舍子等。用狼狈不堪形容刘备的战场表现，并不是一个太过分的用词。

为什么藏器在身、身怀大志的诸葛亮，选择了“窝囊”的刘备？

是为了大家通常所讲的承继汉室正统吗？有不少讨论，说诸葛亮与刘备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复兴汉室信念的基础上。“苟不患功业不就，道之不行，虽志恢宇宙而终不北向者，盖以权御已移，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这些只是书生之论。若为复兴汉室，东汉宗室刘表、刘璋，名正言顺的皇室血脉，不是比刘备更有代表性吗？且社会声誉、创业基础大大好于刘备。刘备后来三分天下有其一，夺的就是刘表、刘璋的地盘。还有一个侧证。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张昭征求意见时，诸葛亮做如是表态时，根本没有考虑姓“孙”姓“刘”的问题。承继汉室正统一说，没有根据。就连刘备自己，他所谓的复兴汉室，也不过是个说话的借口。

看一看当时君臣关系的本质。东汉末年，实际上是从战国以后，君臣关系就不是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那样了。西周至春秋时期，君上与臣下的关系，大多是与身俱来的，亲戚和血缘继承来的。（君与臣）想取得或放弃这种关系，极不容易，君臣关系是比较固化的。春秋末年，由于社会动荡，一些贵族没落，流落民间。再加上教育向民间普及（孔子的功劳），出现了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士的阶层。他们以“仕”（做官）为职业，到战国时期已经非常普遍了。这些人与君主相处，合得来就干，合不来就走。

君臣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已经从过去那种以亲戚和血缘为纽带的固化关系，转变为雇主与雇工的契约关系。君以爵禄为价，臣以能力为货，关系建立在施报观念上。诸葛亮《出师表》中，说别人“盖追先帝之殊遇，以报之于陛下也。”说他自己“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就是这种施报观念的体现。所以说，那时的君臣关系，本质上就是老板与雇工的关系。别想多了。当然，雇工当中也有不少讲原则分寸，自重同时也受到雇主尊重的人。历史上的忠臣义士，就是这样的人。

既然是雇佣关系，我们还需要先看看老板的想法。因此，还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刘备为何选择了诸葛亮？

建安十二年（207年），在曹操大军即将南下的关口，47岁的左将军豫州牧刘备，从新野南下拜访27岁的耕读人士诸葛亮。且三顾，就是说去了三次，才可以见到。刘备求贤的心，不可谓不诚，诸葛亮的谱，摆的也够大。成就了“三顾茅庐”的千古佳话。

回想水镜先生司马徽向刘备推荐人才时，同时说的卧龙凤雏。刘备为何舍凤雏而就卧龙？徐庶后来的推荐固然重要，但徐庶的推荐，只是一个提醒作用。因为前一推荐人水镜先生，名望远在徐庶之上。

以刘备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他应深知，要用荆襄力量而不受制于荆襄集团（刘表就是一个例子）。先就卧龙，也就是与荆襄集团有紧密联系，却又事实上是客居襄阳，与荆襄集团没有实质上利益纠葛的诸葛亮，就优于属于荆襄集团一分子、与荆襄集团有血肉联系的庞统。由于姻亲关系、师生关系、同窗关系、朋友关系，诸葛亮是荆襄集团的重要结点，但他个人与这一集团关涉不深，只是一个客居者，能联系荆襄集团，团结荆襄阳集团，进而代表荆襄集团却不会陷入荆襄阳集团内部利益纠葛之中。诸葛亮身份与能力的结合，使其成为刘备首选的对象，故刘备不惜屈尊三顾求之。

刘备就是诸葛亮心目中的那个齐桓公。关键是刘备的名声比较好，得人心。诸葛亮少年逃难时，刘备也在徐州。史载，陶谦求救，田楷与刘备往救。当时刘备自有兵千余人以及幽州乌丸杂胡骑，又略得饥民数千人。陶谦又给刘备丹杨兵四千余人，刘备遂去田楷归陶谦。刘备不仅谦让徐州牧职位，还帮助陶谦抵抗曹操，留下仁义爱民的英名。试想当时，在血与火的面前，十二、三岁少年诸葛亮心中，不仅立下担当天下事，救万民于水火的抱负，且曹操残暴，刘备仁义的观念，已经埋下了种子。

厚以待人，厚待宾客，善遇部属，播信义于天下，收揽人心，是刘备自始至终都注意的问题。刘备曾经说过，“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终其一生，刘备手下的人才，极少有主动弃他投奔别处的。

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有成熟的看法。刘表、刘璋等浮华虚誉的碌碌之辈，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要做大事业，建大功勋，可以投靠的英雄，只有曹操、孙权和刘备三人。曹操就不提了，诸葛亮幼年心理上的创伤，使他天然地排斥曹操。至于孙权，一是有“（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的判断，二是荆襄集团与长江中下游集团（从袁术至孙策至孙权）长期的矛盾与冲突，也使深受襄阳士人看重，在某种程度是荆襄集团希望的诸葛亮，不可能选择孙权。

有人讲，诸葛亮选择刘备，是因为曹操和孙权手下已经是人才济济，出道较晚的诸葛亮若投奔曹氏集团或孙氏集团，发展会比较慢且没有太大发展空间。事实证明，此论是靠不住的。尽管有刘备三顾茅庐相请，但诸葛亮到刘备集团后，也不是一下子就达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

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才得以巩固他在刘备集团的地位，树立起一定的威信。 闯荡半生、历经磨难、经验老到的刘备，在诸葛亮没有建功之前，不可能仅凭别人的介绍，或《隆中对》一次谈话，就确信诸葛亮有经天纬地之才。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使诸葛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并没有委诸葛亮以重任，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刘备去世前，与诸葛亮的关系，并没有史载的“鱼水关系”。如果说刘备说过“鱼水关系”，那么，作为鱼的刘备，其看重的水也是整个荆襄集团，而不是单单一个诸葛亮。比如，刘备去世前，诸葛亮长时间内不在刘备身边，诸葛亮并没有参赞刘备身边大事的事实记载。刘备入蜀和取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诸葛亮在荆州没有参与入蜀之谋，在蜀没有参与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与他均无关系。这说明，诸葛亮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

诸葛亮为什么选择了刘备？最简单的答案，是他心仪的刘备选择了他。事实应该就是这样。

三、与刘备的关系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公元223年，刘备躺在永安的病榻上，向从成都风尘仆仆赶来的诸葛亮交待后事。

同样一句话，说话人讲话时的表情不同，话的含义就会不同。可惜的是，史书上并没有记载，刘备临终托孤时的表情。同样一句话，说在不同事情上，含义差之千里。如果说是为了实现一个小目标，可以直解、正解。如果是军国大事，那些有悖常理的话，往往潜藏着琢磨不透的凶险。刘备临终托付给诸葛亮的，是蜀汉和太子刘禅。同时受托的，还有尚书令李严。但是，这句话，是刘备当着李严等的面，对诸葛亮一个人说的…

李严分明就是制衡的。刘备早有安排，让李严做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驻永安。想必是，一则防吴，二则制亮。显然，临终时，刘备使用了两全之策。

聪明如诸葛亮者，自然知道刘备此话的含义。（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惊得汗流浃背，急忙泣告：“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后来清康熙皇帝评价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唯诸葛亮能为之。就是诸葛亮的命啊！

接着往回看。

赤壁之战，诸葛亮只身往东吴说服孙权联刘抗曹，立了大功。此后，诸葛亮为军师中郎将，秩比二千石，位次低于关羽张飞。此时关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张飞为征虏将军，秩二千石。刘备夺取益州后，才升诸葛亮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在刘备称帝之前，关羽、张飞的地位一直高于诸葛亮，其他如赵云、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的地位也不低于诸葛亮。公元221年，刘备称帝。封诸葛亮为丞相，却未让其开府治事。

所谓开府，就是建立府衙，自辟僚属，也就是建立属于官员自己的、相对独立的办事机构和属员体系。汉时，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这“三公”以及大将军，都是开府的。开府不开府，差别很大，若开府，就有独立于皇权的相权，若不开府，丞相就是个名头，没有实权。

刘备5月称帝，7月即率军东下攻吴，谋求再夺荆州。赵云谏阻，不听。孙权遣书求和，不允。诸葛亮明知刘备此举莽撞，出于私心，不敢谏阻。当诸葛亮闻知猇亭大败后，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此话透露出来的信息，在重要决策上，诸葛亮对刘备的影响力，不如法正。

还有一个佐证的事例。《三国志》记载，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但是，法正为人偏激狭隘，“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已者数人。”有人向诸葛亮反映情况，希望他禀明刘备抑制一下法正。诸葛亮说，主公处境艰难，法正是他的辅翼，对他很重要。我们很难能禁止法正不由自己的意气办事。诸葛亮自然明白，他若向刘备告发法正，就有争宠的嫌疑，搞不好还会使自己处于尴尬境地，他自然不会去碰这个雷。

诸葛亮自207年出山追随刘备，至223年刘备去世，二人相处共16年时间。这16年中，我们扒一扒诸葛亮都干了些什么事。

207年，诸葛亮出山，向刘备献上“游户自实”之策，增强刘备兵力财力。当时荆州地方豪强大量收纳游户，作为自己的依附人口，不让他们到官府登记户籍。诸葛亮提出让游户自报户籍，分给他们田产让他们可以自己养活自己。客观上扩大了兵源和税源。

赤壁之战前，诸葛亮主动去东吴游说孙权，促使孙刘联合抵抗曹操。赤壁之战后，诸葛亮督长沙、桂阳、零陵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事实上，在荆州时期，诸葛亮的主要工作，是替刘备广揽人才，巩固地方，发展经济。

214年，收成都后，“亮常镇守成都，足食足兵。”从214年至223年之间九年时间，《三国志诸葛亮传》描述诸葛亮的作为就是这十个字。然而，《三国志先主传》中，描述刘备这九年间的作为，有分荆州、取汉中、败猇亭等一系列大事，显然诸葛亮没有参与其中。刘备入蜀时，军师是庞统、法正。刘备孙权分荆州一战军师不详，但绝对不是诸葛亮。刘备取汉中的谋主是法正。刘备一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战役是夷陵之战，诸葛亮也没有随军阵前策划。

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刘备屯兵阳平，与夏侯渊、张郃等相拒，出兵不利，写信送往益州求救。诸葛亮向刚刚归附的当地人杨洪问计，知道汉中十分重要，不可有失，故发兵支援。后来，诸葛亮启用杨洪，随后又根据杨洪的推荐任用何衹。他据守成都，有任用官吏的权力，说明当时诸葛亮的主要任务是治内。类似于汉朝开国时，萧何镇守关中的角色。主要的任务是安稳后方，做好后勤保障，足食足兵。

是否可以得出结论，刘备在世时，诸葛亮小心谨慎，至少没有发挥出能够充分展现其才能的作用，在军事外交方面，无大的建树。但诸葛亮一直升官，却是事实。为什么诸葛亮少立功却一直升官？因为诸葛亮是荆襄集团的代表人物，荆襄集团，是入蜀以后刘备的基本盘。刘备用荆襄集团的人才，升诸葛亮的官，却不让他掌握军事实权，就是在用与防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史料可以证实，刘备至少在主观上，没有按照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设计的战略来。

首先，联吴抗曹战略的重要节点，是联吴。纵观刘备后半生，并没有联吴的诚意。不仅如此，一有机会，就按捺不住要与孙权斗殴。赤壁战前，刘备败于当阳，“惶遽奔走，欲南渡江。”并没有想到或者说不敢奢望联吴。是鲁肃赶到长阪，与诸葛亮一起劝说孙刘联合，共击曹操。刘备派诸葛亮去东吴游说后，也是疑虑万分，很是缺乏联合东吴的信心。三国鼎立之势形成以后到刘备去世前，蜀汉一共三场大的战争，有两场就是孙刘战争（失荆州和夷陵之战），且蜀方两战皆败。

其次，刘备取荆州和益州，都不像是事先确定好的计划。赤壁之战前，刘备有几次机会代刘表镇荆州，但他都错失了机会。208年刘表去世后，在刘琮降曹操的关键当口，诸葛亮劝说刘备取荆州，但刘备仍然放弃了良机。入蜀之初，刘备也没有必得之心，他将重兵留在荆州。入蜀第二年攻刘璋时，兵将不足，才调诸葛亮张飞等率兵增援。且一攻就是三个年头，早知如此，入蜀之初就应采用法正的建议，轻取益州。后来形成取益州而失荆州的局面，追根究底，就是刘备当初决心不定。所谓隆中对，如果有，刘备也没有当回事。

主下和臣下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回避但的确令人讨厌的话题。

诸葛一生唯谨慎，从没有和刘备过分亲密的表现。《三国志先主传》称刘备“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对关羽、张飞、赵云、简雍、庞统、法正等人，都有君不君、臣不臣的表现，“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可是，刘备和诸葛亮之间，从来没有开玩笑的记载，自始至终严守君臣等级关系。诸葛亮对刘备的一些做法，虽有不同意见，但他时讲时不讲，即使讲也不面折廷争，努力不撕破脸皮。此外，诸葛亮还注重维护刘备和近臣之间的关系。比如，回答关羽挑衅性的问题时将就关羽等。

诸葛亮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需要借助刘备的“壳”。不过当时，非但君择臣，臣亦可以择君，君臣关系可以自决，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如刘表派韩嵩去许昌一事。

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庞统、法正、许靖、麋竺、刘巴、马良、冯习、张南等人，为刘备所信赖，但他们都先刘备而亡。刘备托孤时，想择一与诸葛亮资历能力相当的人，已经很难了。

似乎当时，依顺刘备，谨慎为政，并非诸葛亮惟一选择。事实上，诸葛亮忠贞不二，我想他忠于的是心中的理想，而不仅仅是蜀汉。这就是诸葛亮一生坚守的，真正儒者的命。

决定诸葛亮行为习惯的，是其少年时代颠沛流离的战乱经历，以及其成长过程中客居荆襄的背景，但其身上习得的儒家传统精神道德更重要。真正的儒家不易。儒家虽不是宗教，但真正儒者的付出，比世上任何宗教毫不逊色。因为在诸葛亮他们的心中，不仅仅是要成就自我，更是要成就这个社会。说的更加直白一些，他们是想通过成就社会来成就自我。所谓儒家淑世精神，即如是。

四、隆中对的疑问

刘禅继位以后，诸葛亮为武乡侯，以丞相开府治事，又领益州牧。刘禅不干预政事，宣布“政由葛氏，祭则寡人。”自此，政事无巨细，统统由诸葛亮说了算。

奇怪的是，蜀无史官。世无蜀汉所修国史。陈寿写《三国志》时，曹魏和孙吴都有已成之史可以参考，唯蜀汉无国史可征。《三国志后主传》记载，“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后来的裴松之注《三国志》时，广事搜寻二百余种史料，以补《三国志》，但他也无蜀汉所修国史。诸葛亮是一儒者，而国无史官，不修国史，就有点意思了。

诸葛亮当政后，隆中对才有其意义。

看过《三国志》关于隆中对的记述，总有一个疑问：刘备诸葛亮当年密室里的谈话，陈寿是怎么知道的？只能是道听途说而已。以刘备当年的条件，不可能有人专门记述他的言行。隆中对所谋之密，也不可能外泄，否则刘表刘璋加强防范，刘备无机可乘。所以说，陈寿知道的隆中对内容，只能是道听途说而来的。

消息的源头，指向诸葛亮。散布消息的时间段，也应是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事实上主政蜀汉政权之时。为什么要散布隆中对的故事？其意不过两个。一是抬高诸葛亮的身份地位。二是为诸葛亮主张的联吴抗曹国策，争取更多的正当性（先帝所定战略）。

没有证据证明隆中对是虚构的。当然，也没有证据证实隆中对是真实的。除了陈寿《三国志》中的记述之外。裴松之注《三国志》中，依据《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记述，怀疑“三顾茅庐”一事的真实性，发感慨说，“虽闻见异辞，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

假设隆中对是真实存在的。 

据载，建安十二年（207年）冬季某一天，47岁的左将军、豫州牧刘备，顶风冒雪，第三次来到位于隆中的、27岁的亦耕亦读诸葛亮的茅庐前，向他求教大计。当是时，刘备虽有逐鹿中原之志，但屡战屡败，不得已依附刘表，屯兵新野，为其守卫荆州门户。

隆中对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此段引自《三国志》）

（先主）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於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於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

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闇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於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先主曰："善！"於是与亮情好日密。

诸葛亮应对刘备的提问，先分析局势。一是曹操已经长大，不可争锋（凡事避着他，能避就避）。二是孙权根基已经牢固，已不可图，只能力争为我后援（结为盟友）。说曹操、孙权时，诸葛亮耍了一个小心眼，一个靠“人谋”，一个“贤能为之用”，意为得人才者得天下。提醒刘备重视（像诸葛亮这样的）人才。

次分析机会。一是荆州，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其主不能守”（刘表一介书生），是个机会，“天所以资将军”。二是益州，“险塞”且“民殷国富”，但其主“闇弱”。天下只有荆州和益州是可图的地方。

然后是取荆州益州，联吴抗曹，割据一方，三分天下而呈鼎足之势，立于不败之地。

最后是，“若天下有变”，敌方阵营有乱，则一支部队由荆州北上攻击宛洛，一支部队由汉中到长安，然后出关中，两支队伍呈钳形攻势夹击中原，统一中国。

当时预见荆州益州机会，南北对峙，将呈鼎足之势的，不仅仅诸葛亮一人。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至少有鲁肃、周瑜、甘宁等人，都有类似高论。 鲁肃早在隆中对7年前，即建安五年（200年），就对孙权说过“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且呈联刘抗曹之计，不过，他那时所说的刘，是指刘表，而非刘备。甘宁于建安十三年归东吴时，也向孙权献上，类似取荆州，渐图巴蜀，形成割据势力的计策。赤壁之战前后，周瑜主张，一取荆州，二取益州，与曹操呈南北对峙之势。东吴属下的见解，与诸葛亮不谋而合。

蜀汉方面，建安十五年，庞统归刘备，献上取益州以谋鼎足之势的计策：“荆州荒残，人物殚尽，东有吴孙，北有曹氏，鼎足之计，难以得志。今益州国富民强，户口百万，四部兵马，所出必具，宝货无求於外，今可权借以定大事。”（《九州春秋》）后来法正也有更具体的建议，“以明将军之英才，乘刘牧之懦弱；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於内；然后资益州之殷富，冯天府之险阻，以此成业，犹反掌也。”（《三国志》）

当时消息阻塞，密谋之策，应是各人独立作出。联吴抗曹，呈南北对峙之势，应是当时南方精英人物的共识。不是诸葛亮一人所见。

后来历史的演进，也没有按照隆中对设计的路线走。

关键人物刘备，尽管他娶了孙权的妹妹，仍是稍有喘息之机，就与东吴斗殴，甚至挑头与孙权闹事，从没把联吴抗曹的大计放在心上。最后还死在了东吴手里（猇亭之败）。刘备手下大将，镇守荆州的关羽的表现，就更不用说了。

有人说，联吴抗曹，假设曹灭以后，孙刘如何相处？隆中对没有涉及到。

有人说，诸葛亮设计的两路部队出兵路线有问题。出四川走商关道，直驱洛阳，与荆州之兵才能形成钳形攻势。再之，取曹操应当向东北，攻击许昌，才是曹操的大本营...

苏洵《权书项籍》也涉及到这一话题。他说，蜀汉很难实现荆州益州两头兼顾，西蜀之险，守不可出，出不可继，偏安一隅就很难，别说以此为根据地取中原了。毛泽东批注苏洵这一观点：“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挑毛病的“事后诸葛亮”太多了。

但是，假设隆中对是真实的，上述这些问题，都不能掩盖隆中对散发出来的战略智慧的光芒。克劳塞维茨说，军事家应当是智能双全，经常依靠的不是深思熟虑，而是特殊的智慧和勇气，即在黑暗中发现微光的眼力和追随这些微光前进的果断。所谓眼力，所谓见识，只有特殊的人才身上，才会散发出如此智慧的光芒。设身处地想一想刘备当时的境况，诸葛亮一番隆中对，解开了他心中多大的疙瘩，给予他燃起多大的希望！“东联孙吴，西取荆益，北抗曹操，鼎足一隅，立于不败之地。”对年近半百，一生在失败中颠沛流离漂泊的刘备来说，诸葛亮之计，就是救命稻草啊。东吴方虽有此见识，但不是针对刘备的（刘备也无从得知）。后来也有人向刘备献同样的计策，或更详细的计策，对刘备来讲，但在救命（饿死）与吃好之间，解决救命问题的计策，才是最宝贵的。所以说，对蜀汉集团，特别是当时穷窘难安的刘备来讲，隆中对至高无上的战略意义，不言而喻。

战略，就是要解决干什么的问题，至于怎么干，那是战术的事。

我们需要战略，但不能苛求战略。现实中，局势的变化，或者说事物发展的方向，极少是事先设计或设定好的。那种认为历史演化有一个脉络或走向的，多是后来者对经验的附会。诸雄争霸的结果，应当不是事先规划好的，大多是历史演进的结果。像一个小球，顺着斜坡滑过，到哪里停下来，必是各方势均力敌，平衡了，就在那里停下来了。若力量对比发生变化了，还会再滚动以寻找新的平衡。

但是，这并不否认战略或事先规划的重要性。因为战略的作用，就像人的眼睛之与人，能够发现哪里有机会，哪条路能够走得通。从而使有限的精力和能力，都能用在刀刃上，取得现实允许的最大的成功。

我们需要战略，但也没有必要凡事都绳墨战略。对战略实施过程中的争论，比如说战略执行的纯洁性和正确性之间的争论，看似愚蠢，却是历史的日常。陷入其中的人，往往无法自拔，甚至付出沉重的代价。尤其是在信奉儒家文化的中国，更是如此。很多挑诸葛亮隆中对毛病的事后诸葛亮，都是在犯这个毛病。事实上我们现如今很多无谓的高大上的争论，也是在犯这个毛病。

条条大道通罗马。我们的战略是去罗马，至于走哪条道，哪条能够走得通，能够走的快，就走哪条道。奉行实用主义的态度的人，还是很可爱的。

隆中对是否真实，已经不重要了。对后来事实上执政蜀汉的诸葛亮来说，他的确需要一个隆中对这样的故事，为蜀汉政权在历史的夹缝中多活几年，提供意识形态层面的支持。

五、诸葛亮治蜀

“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如是说，当是他心迹的表露。

所谓性命，非仅生命之义。以诸葛亮的才能，以及当时诸侯尚贤任能的风气，诸葛亮北走曹魏，东奔孙吴，保全生命，过上好日子，应当是很容易的事。

传统儒家思想所谓性命，是儒家所认为的，生命的本质与可能，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天赋人以性，人禀受天命。自然给人以生的可能，人应尽此性，发挥生的可能，朝向生命的极致。这个极致，就是儒家所谓人的天命。我想，儒家所谓天命，是儒者修己安人的愿力。一个儒者，对自己的责任，对周边人的责任以及对国家社会、对天下的责任，就是他的天命。

知天命以后，顺理成章地，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诸葛亮“苟全性命”，就是他的人生观。要保全他所谓的性命，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不得不钦佩。“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三国志  诸葛亮传》）只有内心强大的人，才能在世俗洪流中主宰自己的命运。诸葛亮的一生，“自我而作，若金在镕”，才成就其“万古云霄一羽毛”。

从刘备托孤开始，到病故五丈原，一共十二个年头，诸葛亮自主治蜀。诸葛亮自主治蜀时，蜀汉政权的政治结构，有三种势力：益州土著、刘璋旧部、荆襄集团。当然，刘备诸葛亮带来的荆襄集团是胜利者，是立国的根本。刘璋旧部对蜀汉政权也比较忠心，但这种忠心的基础是“兴复汉室”。麻烦的是益州土著，这一集团内部有忠于蜀汉政权的人，比如李恢、王平、杨洪等，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心中不服蜀汉统治，如杜琼、谯周等益州名士。如何凝聚这三股势力，是蜀汉政权的根本大计。

看一看蜀汉政权官员结构。在权力中枢，先看尚书令，有刘巴、李严、陈震、蒋琬、费祎、董允、吕乂、陈祗、董厥和樊建等。除陈祗（汝南人）外，都是荆州人，没有益州人。扩展到录尚书事、平尚书事，可以再增加诸葛瞻和马忠二人，当中仅马忠是益州人。可以说，益州土著远离蜀汉权力中枢。但是，本地土豪力量强大，占有田地人口，掌握经济军事力量，不可能彻底消灭（也消灭不了）。诸葛亮他们只能选择性拉拢部分本地人来分化瓦解，比如秦宓、谯周等人，给予位高但无实际权力的官职。在地方级官吏中，如治中从事、别驾从事、议曹从事、督军从事等，出于治事的需要，多用益州当地人。益州土著中对蜀汉政权不满者大有人在，比如刘备方逝，后主幼弱，益州就曾爆发了一系列土著士人的反抗。再如后来邓艾偷袭，本地世家拒绝抵抗。可以说，蜀汉政权没有从根本上安抚住益州土著势力。

出于政权稳定的需要，当内部的权力结构无法达到利益均衡的要求时，一般的做法是，内强管控，外树强敌，这才是凝聚人心、稳定政权的不二法门（大家看看朝鲜小金同志是不是这样搞的，呵呵）。诸葛亮高举“北伐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杆大旗，是为了弹压一切异言，把人们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诸葛亮第一个动作，重新捡起联吴抗曹国策。

诸葛亮以丞相开府治事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邓芝出使孙吴，劝说孙权与蜀汉和好。在刘备刚刚因伐吴失败去世的背景下，诸葛亮此为，需要大的胆略。和吴成功，安定了蜀汉东边国境，其更积极的意义是，诸葛亮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蜀汉的政治走向。229年，孙权称帝，诸葛亮力排众议，派卫尉陈震出使吴国恭贺。“震到武昌，孙权与震升坛歃盟，交分天下”。诸葛亮放下意识形态的争论，从现实出发，恭贺孙权称帝，此举在心理上消除了蜀吴成见，巩固了两国同盟。此后诸葛亮北伐，不仅无东顾之忧，反而能够得到孙吴北进遥相呼应。

攘外必先安内。诸葛亮南征平叛，是其一生中最辉煌的成就。

南中是蜀汉的大后方。南中四郡，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贵州南部地区，居住着今称苗、彝等少数民族，两汉时称西南夷。因秦汉以来大量移民，形成了汉人大姓豪族与当地民族之间的矛盾。由于地理位置较偏，天高皇帝远，朝廷派去的官员不易实现有效的管理。民族首领、汉族大姓对苛捐杂税心存怨恨，官员贪腐欺诈也极易引发民愤，各类矛盾交织，南中地区始终存在叛乱危机。刘备去世后，越巂郡的高定元行为开始放纵不羁，建宁郡的雍闿也飞扬跋扈，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越嶲叟帅高定元杀郡将焦璜，举郡称王以叛。益州大姓雍闿亦杀太守正昂。朝廷又派张裔为太守，结果被雍闿流放到东吴。最重要的事件是，建兴元年（223年），牂牁郡太守朱褒起兵造反，地方政府公然与朝廷对抗，加上地方大姓造反，真正威胁到了蜀汉后方的安危。

建兴三年春，诸葛亮在隐忍、积蓄力量三年后，出兵平叛。史载，诸葛亮225年率军南下前，参军马谡献“心战计”。大意是，南中地区地险位偏，教化难行，夷人屡破屡反，且蜀军不可久师无功，只能打一场速决战。相较之下，只能在军事征服的同时，实现心理征服，恩威并济，才能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南征时，诸葛亮利用夷人信鬼神的心理，采用藏甲、建塔、立碑、凿龙脉等手段，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恐吓和攻击。使夷人认为，他们所对抗的是天神的代表，诸葛亮具有无边的法力，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动摇。接下来是恩威并重，宽严相济，利用夷人爱誓盟、重诅盟的特点，七擒七纵孟获，分化瓦解，争取民心。

最后是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在服从蜀汉政权的前提下，让夷人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诸葛亮分南中四郡为六郡，以当地人或将领统领。有人曾劝谏诸葛亮留兵镇守，诸葛认为，留人要留兵，留兵要消耗，且易产生摩擦，不易取得夷人信任，长久必成祸患。决定“不留兵，不运粮，纲纪粗定。”并为夷人封官加爵，笼络南人。如“亮收其后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华阳国志 南中志》）封世代统治洱海地区的龙佑为酋长，赐姓张。诸葛亮为这些首领和豪强打上了蜀汉政权的烙印。

此外，诸葛亮还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改变了当地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法，吸引了许多原以狩猎为生的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徒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走向定居的农业社会。使老百姓也从中受益良多。至今云贵一带还流传着诸葛亮的一些神奇故事传说。

不到半年时间，诸葛亮成功地收复南中，使其成为蜀汉北伐的大后方。此后，南中的强兵劲卒，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人员物资，源源不断输入蜀国，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经济建设方面。建兴二年春，开始实行“务农殖谷，闭关息民”。一是实行休养生息，夷陵之战消耗甚大，诸葛亮提出“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如此，富国安家，不亦宜乎？”提倡与民休息。安农措施主要有，安抚流亡，打击豪强，闭关息民，养育民物等。二是休士屯田，增加粮食供应，改善军民关系。如建兴十年，“休士劝农于黄沙”，十二年“是以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此外，重视水利设施建设，据《水经注》记载，公元228年，诸葛亮北伐路上发现，都江堰水利设施是农业的根本，派兵1200人守护，而且签署了维护都江堰的政令拓本，设置专职的官员进行日常性的管理维护，开辟了以后历代设专职水利官员管理都江堰的先河。

诸葛亮还特别重视蜀锦和盐铁的生产。设锦官和建立锦官城以保护蜀锦生产，奖励农桑，推行先进纺织技术，扩大蜀锦生产。诸葛亮曾说：“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汉亡国之时，府库中还存有锦、绮、绿、绢各二十万匹，可见蜀锦的产量相当惊人的。

设置盐府校尉和司金中郎将，专管盐铁生产。传说诸葛亮亲自指导盐铁生产。《博物志》载：“临邛火井一所……诸葛丞相往视之，后火转盛热。以盆盖井上，煮盐（水）得盐。”《山川记异》载“诸葛盐井有十四”。成都市郊汉墓出土的“盐井”画像砖重现当时景象：盐井开挖在群山之中，高架取卤，架上安置滑车和吊桶。架分两层，两层对立二人，以辘轳提取卤水。然后再将井内的盐卤利用枧筒引流，经山溪流入盐缸内，最后放入盐锅熬煮。

此外，诸葛亮“好修官府、次舍、桥梁、道路”，使物资流通交易便利。

峻刑重法以治国。蜀汉政权成立之前，益州等地的社会风气已经被刘璋父子搞坏，“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诸葛亮强调峻刑重法，刘备在时，他与法正、伊籍、刘巴、李严共同编制“蜀科”（蜀汉的法律）。诸葛亮提出“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

在治军方面，诸葛亮尤其重视律法。在诸葛亮军事著作中，仅“军令”、“兵要”和有关军事教令就占有较大篇章，且具体、严酷。如“闻雷鼓音，举白幢绛旗，大小船进战，不进者斩。”“凡战临阵，皆无喧哗，明听鼓音，谨视幡麾，麾前则前，麾后则后，麾左则左，麾右则右，不闻令而擅前后左右者斩。”从而收到“戎陈整齐，赏罚肃而号令明”的效果。向来不以战斗闻名的蜀人，经过诸葛亮一番训练，竟然成为“节制之师”。

诸葛亮执法严峻，有时甚至加罪除之，如惩罚刘封、彭羕、廖立等。此外，史载诸葛亮“惜赦”。当时，为政者定期或逢好日子发布的减免罪刑或赋役的命令是常态，但诸葛亮为从严执法，较少颁布赦免政令。有人曾经责难诸葛亮，说他惜赦。诸葛亮回答到，刘景升父子年年都大赦人犯，但对治理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

400年后，唐太宗夸赞诸葛亮，“诸葛理政十年，不赦而蜀大化。”（《贞观政要卷八》）

北伐。

北伐是诸葛亮执政后的重心。从战略层面讲，蜀汉北伐，是为了凝聚人心，稳固政权。从战术的层面讲，北伐的目的，法正在217年劝刘备取汉中时，就已经讲明上中下三策。上可以倾覆寇敌；中可以蚕食雍凉，广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为持久之计。以北伐之名，时时出兵，袭扰魏境，观衅伺隙，就是诸葛亮首要选项。

建兴四年（226年），魏文帝曹丕去世，曹睿初登帝位，忙于内务。孙权亲自率兵攻江夏，诸葛瑾率兵攻襄阳。内外形势有利，是蜀国北伐的良好时机。建兴五年三月，诸葛亮上《出师表》，率军出发，北驻汉中，开始北伐。

诸葛亮北伐率兵与魏战争共有5次。第一次，建兴六年春，出祁山，先胜后败。第二次，建兴六年冬，出散关，围陈仓，粮尽而还。第三次，建兴七年，攻武都、阴平，大获全胜。第四次，建兴九年二月，复出祁山，粮尽退军。第五次，建兴十二年春，由斜谷出,据武功五丈原，与司马懿对阵于渭南。相持百余日，诸葛亮染病死于军，时年54岁。离他27岁出山辅佐刘备，正好27年。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诸葛亮不折不扣地实践了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总的来说，诸葛亮北伐，消耗甚大，伤亡甚大，得地甚少，得不偿失。陈寿论及诸葛亮北伐失败，总结了五条原因。一是将略为短，非其所长。二是攻战对手，时值人杰。三是众寡悬殊，蜀弱魏强。四是缺少辅佐，蜀无名将。五是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如果再加上一条，就是人心向背。三国鼎立后，人心厌战，曹魏休养生息政策很是得人心，而诸葛亮一再北伐，打消耗战，民穷兵疲，不败若何？

诸葛亮北伐没能成功，除了蜀汉国小力弱，以一隅敌全国之外，他没能协调好战略战术的关系，片面求稳，不能争取主动，将己方置于不利位置，也是主要原因。北伐以汉中为基地，北出秦川，隔着一道秦岭。兵出渭水，夺关中居高临下以窥中原，就是当年刘邦的出兵路线。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是这样规划的。在荆州已失的现实下，诸葛亮以稳为主要考虑，绕道出陇右，夺取雍凉，蚕食魏境，结果形成蜀魏在边界对峙打消耗战的局面。蜀的国力远不及魏，以小搏大，不出奇兵，哪有胜利的可能？兵法云，致人而不致于人。但是，历次北伐，都是弱蜀攻坚，强魏守险，边战皆北，就是必然的结果。诸葛亮星落五丈原，留下千古遗恨。

诸项事功之外，诸葛亮奉君以忠，律己之严，也堪称楷模。

诸葛亮为政十二个年头，刘禅那么平庸，诸葛亮的威信和权力那么高，蜀汉内部的权力结构应当是失衡的。但是，诸葛亮却能做到君臣无猜，上下无疑，且他身前身后，终刘禅之世，蜀汉没有篡逆之人。这在那个年代，大争之世，的确是不容易的。

诸葛亮曾经给刘禅上书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羸财，以负陛下。

宋代朱熹说，论三代而下，以义为之，只有一个诸葛孔明。

六、一代大儒

诸葛亮抱负儒家淑世理念，忠实地履行着儒家思想精髓。传说中的“三不朽”，诸葛亮在立德、立功方面，世所罕见。唯有在立言方面，他留下的著述，多以形而下的治事为要，极少形而上的学理阐发。但儒家学问本就偏重入世，诸葛亮一生实践，就是一个忠贞不二的儒者，儒家理想的践行者，一代大儒。

儒家不同于它家的，是其融修己治世为一体。佛教和道教重视修己，提倡出世、超脱与独善其身。法家和纵横家重视治人，谋求功利和权力。佛道偏出世，不重现实。法家重入世，缺乏理想。

儒家修己是治世的基础。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修己，修己身是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古时儒生习四书，先学《大学》，以明白学习方法和学问方向。其次学《孟子》，养浩然正气，激道义精神。其三学《论语》，以自律自省。最后学《中庸》，以理解儒学的思想境界。这个顺序很有意思。儒家强调君子以自得为要，《孟子》中有句话：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这种“自得”修炼有助于解决内心中意志与欲望之间的冲突，提升个人修养，做到素位而行。

将修己与治世统一起来，看似儒家优越之处，实是儒家根本上的短处。总想以完善一己之德的模式与方法，将之无限扩展到国家治理层面。而不知事物有类别，道理有界限，私德旺盛不足引导社会秩序之良善。儒家处理不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家庭与天下的关系。结果是公私不分、私相授受，终不可收拾。所以后世儒生处处碰壁，儒学也多沦为皇权的附庸，在皇帝的卵翼下，效教化愚民之功。

像诸葛亮这样能够自我而作，若金在镕，保全性命，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者，时势的机遇、强大的内心、超凡的才能以及“一生唯谨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条件缺一不可。这些才造就了“万古云霄一羽毛”。

诸葛亮做到了儒家的极致，尚不能成功。

因为社会已经不是周公当年的那个社会了，也不是汉武时期的社会了。况且汉武帝独尊儒术，是需要儒家的学问统一思想，为其提供政治合法性的支持，而不是让儒家来改变他的社会。

儒家的短处，在于其局限性。儒家的惯常的方法是推己及人，原点是己，这个自己，即便是如诸葛亮这样的一个强大的自己，也是局限的。一般而言，受人尊重的儒者，最大的短板，就是狭隘。自我局限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做蚕自缚一般，越专一，越狭隘，最终没有出路。五丈原对垒时，司马懿在给其弟司马孚的信中评价诸葛亮，“亮志大而不见机，多谋而少决，好兵而无权，虽提卒十万，已堕吾画中，破之必矣。”

诸葛亮气量不大，不易容人。说点不负责任的话，诸葛亮有这样的嫌疑，凡才能、资格与他相当的人，地位有可能赶上他的人，都有可能受到他的打击。如彭羕，由于庞统、法正联合向刘备推荐而受到重视，受到刘备赏识，请他“宣传军事，指授诸将”，认为彭羕可与诸葛亮、法正等“齐足并驱”。而诸葛亮“虽外接待羕，而内不能善”，多次在刘备面前说彭羕“心大志广，难可保安”。彭羕很快被刘备疏远，贬到外地做一个小官。彭羕横遭打击，心中不满，不免口出怨言，结果被杀。彭羕临刑前还给诸葛亮写信，承认过失，希望诸葛亮能保全自己，哪知诸葛亮对他早怀杀机。再如廖立、李严、刘琰等。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也是其气量狭小的见证。227年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反魏应蜀，那么好的内外时机，诸葛亮却因自己的失误而浪费。他一方面太谨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行军缓慢，让张郃抢先上陇，占了上风。另一方面用人错误，不用魏延等经验丰富的大将，反而用没有作战经验的谋士马谡为先锋，结果马谡与张郃一触即溃，军无斗志，诸葛亮被迫退回汉中。三郡被张郃所破。胜败乃兵家常事，诸葛亮本不必对马谡等一败即杀，完全可以总结教训，让马谡等戴罪立功。但诸葛亮为了树立个人威信，推卸责任和发泄失败之愤懑，必杀马谡。马谡临刑时，“十万之众为之涕泣”。丞相长史向朗也因“素与马谡善”，诸葛亮冤其知情不举，免其官。丞相参军李邈，因劝阻杀马谡，“失亮意”，也被免职。诸葛亮法严少恩，不近情理，唯我独尊，不能容纳不同意见，对异见人士往往打击压制。能受到其重用的都是唯唯诺诺的“瞶瞶”之辈，如蒋琬、费祎等人。

诸葛亮对魏延、杨仪等下属的关系处理不当，以至于“一死杀二贤”。这从侧面也说明了诸葛亮的狭隘。

从诸葛亮的工作作风上，也能反映出一个儒者的保守与狭隘。诸葛亮习惯于大事小事一把抓，每天早起晚睡，连罚二十板的小案都要亲自审理，天天忙的不亦乐乎。最后一次北伐，兵驻五丈原时，诸葛亮累的吃不下饭，司马懿知道后，放心地说“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果然，不久以后，诸葛亮就长逝于军中。

领导人事必躬亲，不是一国或一单位的好现象。一是不能集思广益。二是长官忙于杂务，影响对大事的思考。三是部下不能放手工作，影响人才的使用和培养。四是容易养成独断专行的作风。刘备去世后，蜀汉人才凋零，与诸葛亮有莫大的关系。什么事他都干了，还要别人做什么？领导人不放手，很难培养出有眼界、有气魄的接班人。

诸葛亮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上做得极不理想，他所培养的接班人，《前出师表》所提及者，一半以上后来确实担任了他所期望的职务，包括蒋琬、费祎、姜维，都相继接下领导蜀国的责任，然而衡量这三个人才，却无一真正足以担任栋梁之材。诸葛亮一生谨慎，这三人也正因其行事谨慎而受重视。但诸葛亮自己也忽略了，他是在敏锐观察力与广博眼光前提下的谨慎细心，而他培养的接班人却没有他的这些能力。一旦环境改变，他们没有独到的眼界，事业便无从发展。诸葛亮晚年培养的姜维，确是有气魄、有热诚、有眼光，但缺乏谨慎细腻。诸葛亮在培养接班人上面布局错误，以至他死后，蜀汉无人可用，陷入令人棘手的难局。

诸葛亮去世后，后主刘禅下诏禁止文武百官前去迎接吊丧。“亮初亡，言事者或以为可听立庙于成都者，后主不从。”后主为何不愿、不让为其相父立庙？主要还是诸葛亮功高震主，在世时管得太多了，后主刘禅可能有心理上的情结。后经群臣左右劝说，刘禅勉强同意立庙，地点却选在了沔阳，时间是诸葛亮去世近30年的263年。而蜀汉政权，265年便被魏所灭。

客观地讲，从功业上讲，诸葛亮比不上“霸诸侯，一匡天下”的管仲。若以诸葛亮比于其同时代的曹操，无论事功，还是用人、治政、用兵等各个方面，也是要逊色一筹。可能是舞台太小，可能是时运不济，也有可能是，诸葛亮不是开疆拓土之才。

后来诸葛亮被神化，是朱熹篡改儒家教义的结果。诸葛亮关羽等三国人物被神化，其神化过程及其演进变迁，我想大概隐隐有中国文化短处的线索。大概是宋代以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上的一种表现吧。中华文明自南宋以后，就开始走下坡路，虽有天时地利人主昏庸原因，但宋代及以后的学问家，比如朱熹等，篡改儒家经典误导后世学子、带坏国民性格和世风，也有莫大关系。伴随一些历史人物被神化，国民性格也从汉唐时期的光明伟岸，蜕化至明清的猥亵贪婪和逆来顺受。是否他们需要诸葛亮这样的人物故事，以安慰(提振)国民精神？

后世人们在传说诸葛亮种种无所不能时，是不是想到，他是事实上的失败者？

只论好恶，不讲事实，恐怕也是儒家文化的一个痼疾吧。

法行人从法，法败法从人。中国历来讲究以德治国，法，或者说社会上的规范，从来就要让步于道德人情。所以，中国古代的政治，历来就是其人存，其政举，其人亡，其政息。似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都在一人身上。大臣思明君，老百姓念清官。至少民间舆论，向来如此。

人很重要，但是，一个人，即便如诸葛亮这样天大本领，也无法扭转乾坤。把国家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非常危险。儒家文化的弊端，极易走到这里。儒家伦理强调人身依附关系，儒家的方法论和思维习惯，他们所谓的忠，核心是强调忠于一个人。这就是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社会的冲突之处。

愚以为，儒学要发展，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扬弃个人与社会、家庭与天下关系上的、简单的、单向的“推己及人”思维，立足于社会实践，探求逻辑与事实的统一。

说来也简单，只要不忘记时时看一看事实，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如果能不去总是习惯于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开窗看看外面，然后再回头看看我们自己，或许会有更好的办法。再进一步，如果能够站在外面，回望祖国，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就会更清晰。改革开放四十年了，多数中国人已经对一些东西有了清楚的认识，但这些东西要融进我们的文化里，估计还要很长的时间。

世上没有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