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作者重读《万历十五年》后对万历的解构。

上至天子，下至黎民，都是大明帝国失败制度的牺牲品。其原因，若只能总结为一条，那就是套在所有人头上的无形枷锁：以德治国。政府行政完全依靠道德准则的指导，且经过滤后的道德标准，与社会实践不能适应。因此其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低下，也就不可避免了。

重读《万历十五年》，挑选几个关键词，试着解释一下。今天说说大明帝国。我用的是中华书局2006年出的增订纪念本。

大明帝国，从整体上讲，是中国历史上最憋屈的一个王朝。主要是帝国的能力，无法应付元帝国留下的一个大烂摊子。外来的压力就不说了。仅帝国内部的治理问题，没有见到过明朝的哪一个皇帝，能够从容应付。况且，有明一代，将集权专制发挥到极致，东厂西厂，特务统治，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有皇帝的历史上）。

搞笑的是，明朝恰恰倡导以德治国。四书上的格言，作为治国之本，明朝是做到最极致的一个朝代。黄仁宇在书中说，明朝依靠意识形态作为统治手段，意识形态充斥了帝国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从强度还是广度来说，都是空前未有。

事实上，没有人会真正发自内心赞同这些。

苦逼的皇帝万历，在他成长过程中萌生的所有爱好，诸如书法、骑马、醇酒和美女等，逐一被文官阶层反对、剥夺以后，皇帝走上了罢工，或者严格地说是怠工的道路，他看清了文官们的丑恶嘴脸，但在传统面前，贵为皇帝，也没有丝毫办法。

张居正和申行时的首辅生涯，更是失败的案例。无论他们怎样努力，也无法缝合，文官们心中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之间的裂缝。甚至他们自己，也留着一个巨大的裂缝，需要缝合。日常事务方面，在帝国因其中央集权和过度膨胀而运转不灵的情况下，他们仍旧试图管理帝国的一切事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大概也是四书的教诲。

天才将领戚继光，在万历十五年去世。没有人认识到，戚继光的去世，是大明帝国失去了将它的军队施予最低程度的现代化，以图在新时代里生存的最后一次机会。帝国的军事天才，最终倒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在贫困交加中凄凉离世。帝国权力运行的规则，要求控制或剔除，任何肇基于官僚政治之外的权力。因为一个强大的军事领导人的存在，被皇帝和文官们视为卧塌之旁的天然威胁。至于外族的威胁，远在天边，没来之前，他们无暇顾及。

著名的海瑞，死讯传出之后，使北京的朝廷大大松了一口气。海瑞这一个大众传说中的英雄，在同僚和皇帝眼中，既无聊可笑，又不合时宜。所以，真正秉承四书中道德准则的楷模海瑞，只有死，才是最合时宜的。

黄仁宇在书中最后说，万历十五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纪录。皇帝的励精图治或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都是无关紧要的，都无法取得有意义的结果，没有一个人功德圆满。王朝中的所有人，统统没有好结果。

这种情形，只能说明，大明帝国的制度失败。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制度的牺牲品，遭殃受祸。

大明帝国制度失败的原因，如果只能总结为一条，那就是套在所有人头上的无形枷锁：以德治国。

为什么要以德治国？

把一群人组织起来，有史以来的办法，不外乎三种：思想控制、武力胁迫和利益诱导。这三种办法，大约是同时共存的，区别是，以哪种办法作为治国理政的底色。

大明帝国的底色是思想控制。这种做法有一个响亮的名字：以德治国。似乎四书中所载的伦理道德准则，是大明帝国一切的原因，又是他们所有的结果。

元朝的教训，告诉大明的开国者，治理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专靠严刑峻法、武力胁迫是不行的。虽然朱元璋在集权专制、严刑峻法方面，做的并不比元朝统治者逊色，但他继承了汉文化的传统，拾起了中国古代圣人的教诲。试图以伦理道德的力量，使上下尊卑有序，靠人们普遍的文化自觉，来建立起社会秩序。

于是乎道德至高无上。大明开国二百多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标准作为判定是非的标准，以善恶定是非。伦理道德教条不仅可以指导行政，甚至可以替代行政。官员施政的要诀，以抽象的道德准则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典型者如海瑞，他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并将道德的原则贯彻到日常行政中去。如海瑞总结的判定是非的依据和标准：

凡讼人之可疑者，与其屈其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其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的确与四书的训示精神相符合。但是，人们都是机会主义行事的，当乡民都知道海瑞的判定标准后，难免会有投机钻营借以牟利者。结果就是混乱不堪，与倡导道德建立秩序的初衷相违背。

海瑞的时代，距离四书的写作，已经有了两千年。虽然道德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是，将道德标准付诸生活实践，则需要有所变通，特别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

大明帝国的困难，就在于政府行政完全依靠道德准则的指导，且经宋儒解读、朱无璋过虑后的道德标准，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与社会实践不能适应。我们知道，道德不是万能，道德不能替代技术，不能替代法律。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务实的态度，应该是用技术或法律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一下子上升到道德的层面。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道德是刚硬的，没有弹性。

大明帝国没有想到，在伦理道德与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建立一种可随实践变通的弹性安排，结果是，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经宋儒解释过的孔孟之道，已经成为限制社会活力的牢笼。在严苛的道德大旗下，官员们只有借助虚伪和欺诈，才可与社会相融合，才能推动不得不推动的具体的事情运转。上自皇帝，下至黎民，概莫如此。

一个庞大的帝国，长期依靠僵化的道德教条治国理政，其社会组织动员能力低下，就是不可避免的结果。

事实上，黄仁宇在书中讲道，大明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倾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生活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只是在于使老百姓不为饥荒所窘迫，即在四书中所谓“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大明帝国采取严苛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高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的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帝国的安全。不仅经济方面如此，思想教育方面、技术方面，甚至是军事方面，都是如此。因为任何一种优秀的、先进的东西的出现，都有可能打破均势，给帝国带来安全方面的威胁。所以执政集团的任务，在保证老百姓有饭吃的目标之上，还要抑制社会，不允许出现能够给帝国安全带来任何威胁的东西。比如先进思想、先进生产力、先进的军事等等，都是官家防范和打压的对象。这种自废武功的现象，在世界史上确属罕见。但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却是帝王之术，不传之秘。

以一家一姓之统治，摧抑整个民族的活力，代价不可谓不大。我们大约知道，老祖宗留下的家底，还是很丰厚的。到明代，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技术等，大体上还是领先世界的。但是，历史上长期领先世界的，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文化，并没有为大明帝国带来一个民富国强的局面。万历十五年之后的几十年，大明帝国抵挡不住满清这样一个类似于原始部落的武力冲击，而亡国。组织之僵化落后，不能不令人唏嘘。

在以德治国的精神笼罩下，生活在大明帝国的人们，上自皇帝，下至黎民，价值得不到尊重，正义得不到伸张，人性不能舒展。或许，局中人都没有意识到，原因在于，他们奋力维持欲使之永存的文化机制。

生活在大明帝国的中国人，我们的先辈们，他们普遍遭受的苦难，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上，这一错误一直都在。却没有人站出来，指出并改正这一错误。歌功颂德者，反倒不绝于耳。

我们站在今天，似乎仍旧无法理解，先辈们苦闷的深度。但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憋屈。

上自万历皇帝，中间有首辅张大人、申大人，戚将军、海清官，下至黎民百姓，生活在大明万历十五年，多憋屈的慌。眼睁睁地看着大明滑向深渊，却没有一点办法。

作者在书中总结道，《万历十五年》，是一部失败的总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