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理论表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在社会生产关系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也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发展方向。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变化和现实社会的要求，不断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坚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出了新的阐述，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个重大创新，对于我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此次会议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基本经济制度。

从历史来看，党的十五大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确定，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运转，而且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十六大在强调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同时，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一个“统一”，推动了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各自优势、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政策导向，充分发挥了各方面的力量。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又有重大创新，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重大创新，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加成熟、内容更加定型。

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是基于经济发展现状的应然之举，也为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制度保障。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更加凸显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心。

这种创新，是基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现状，也是我们过去长期经济发展制度变革的实践和总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从分配制度讲，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分配方式也出现了多样化发展的趋势。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有利于缩小贫富、城乡、区域、行业差距，对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也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二、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始终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一方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激励国有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增强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不断提升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质量。

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由公有制的性质以及它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就规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只有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引导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沿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重要载体,是实现这种方向的重要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10月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也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且无可替代的作用。在推动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发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国有企业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和责任。由此可见，国有企业的基础地位和功能定位，决定了其在稳定经济增长、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中的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断地壮大，非公有制经济总量规模逐步扩大，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发展活力明显增强，社会贡献显著提高，已成为全国稳增长、保稳定、促和谐的强力支撑。据统计，我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数量已占市场主体的90%，对GDP的贡献率超过60%，就业贡献率超过50%，固定资产投资贡献率超过65%，对外直接投资的贡献率超过67%。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2016年3月4日，习近平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时指出，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而且是不断深化的，从来没有动摇。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健全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对各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和自然人财产权的保护。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策体系，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健康发展。

把混合所有制经济确立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我们党在基本经济制度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习近平同志指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巩固公有制主体地位，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有利于推动企业制度创新，调动各类市场竞争主体的积极性，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用混合所有制经济为载体来实现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对于提升我国的经济运行效率具有深远意义，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第三、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并存的分配方式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要高度重视如何把“蛋糕”做大的制度建设，还要把妥善分好社会财富这个“蛋糕”的制度建设一同摆上重要位置。一方面，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另一方面，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合理调节城乡、区域、不同群体间分配关系。鼓励勤劳致富，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

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尽管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持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行了一系列缩小收入差距的具体举措，收入分配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体制逐渐暴露出它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并呈愈来愈严重的趋势。从目前来看，收入差距仍然处于高位，生产要素分配不合理，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问题一直存在，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尚未形成，阶层固化的风险正在加大。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合理因素，也有不合理因素，但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危及到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例如内需不足、经济结构优化停滞、影响社会稳定及社会安全、威胁国家政权稳固和统一等，因此，政府需要对经济活动的复杂作用给以重视和研究,进行合理必要的干预。

分配方式是由国体、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发展方式决定决定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经济成分比较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任何单一的分配方式都不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在实行按劳分配原则之外，允许适量的其他分配方式存在，有利于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及不同群体之间的差距。对此，我们党一直在不断探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由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基础上，又纳入了“土地”、“数据”两项生产要素。2019年8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取消了多年来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转的二元体制，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扫除了制度性的障碍。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其作用愈发为社会各界所重视。平台是经济增长的新物种，数据是经济增长的新能源。将数据作为参与分配的要素之一，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趋势，有利于培育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经济增长点。

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是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分配理论上的新突破。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才能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有效地防止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才能为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增强活力和提高经济效益。

第四、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中，十九届四中全会重点指出，同步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是我们党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认识的又一重大突破，这种有机结合，一方面要求发挥市场机制信息灵敏、效率较高、激励有效、调节灵活等优点，另一方面要求体现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调节、统筹兼顾、独立自主、共同富裕等制度的要求。 

在政府与市场问题上，迄今有两种相反的理念和实践：一个强调市场至上和市场万能，另一个强调政府至上和政府全能主义，前者往往导致市场失灵，后者往往导致政府失灵。这两方面经验使当代各国政府都努力寻求政府职能的恰当定位，既避免市场垄断和市场失灵，也避免政府垄断和政府失灵。我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进入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并日趋完善，政府职能也开始转变。但由于行政理念转变缓慢，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仍然相当严重。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因此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其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强化市场的作用，从当前的实践经验来看，市场配置资源仍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其主要目的在于为市场发挥作用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优势。经济治理的理想目标，应当既能充分发掘经济潜能、释放经济活力，又能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维护市场运行秩序，实现国家经济利益和人民利益最大化。因此，紧紧围绕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统一推动相关领域进行改革，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健全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企业商业秘密保护，推进高标准要素市场制度和体系建设，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另一方面，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让“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相得益彰。通过进一步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振兴实体经济、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此方面的定位，对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基本制度、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优势，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创新，既是对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同时也确立了今后的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基调。经济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关键体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是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的阐述，对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