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金融资源说的提出与主要内容

金融资源学说是笔者用二十年时间潜心研究现代金融的本质特征及战略重要性为基础，通过对传统自然资源观的创新而提出新资源观，即社会资源观这一理论过渡而提出的。

最早在1997年冬至1998年春笔者所撰写的有关文章中，以及1998年5月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演讲中和同年5月在“21世纪全球金融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的讲演中，公开提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一种社会资源，是一国的战略性稀缺资源”。包括：（1）基础性核心金融资源，即货币及货币资金资本；（2）实体性制度性中间金融资源，即金融组织与金融工具、相应的制度与法规、金融人才与金融意识等。（3）整体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金融资源具有客观性、层次性、复杂性、脆弱性与稀缺性五大基本特征。提出者特别强调了功能性金融资源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它更少受人的主观意志的支配与控制，它更难能、更难成、更难得，因而更稀缺；同时，将传统金融机构观和现代金融功能观高度融合在金融资源观这一统一视角之下，从而也刻意保留了同西方经济学的某些连接渠道（1998）。

在经济学文献中，最早提及“金融资源”概念的西方学者是戈德史密斯（R. W. Goldsmith,1955）。在《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戈氏谈道：“本书应该探讨金融资源和传递渠道对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性质的影响……”。可惜，他并没有重视这一概念的理论含义，这一概念在他的著作中只是被顺便提及的一个辅助性概念，是偶然的和非系统的，因而也没有引起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以致在其后的几十年里，“金融资源”的概念并没有在西方经济金融学界得到重视，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也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进步。中国金融学者在90年代中后期，在学术讲演或文章中也使用过“金融资源”一词，但都不是正面的和系统的，且其含义常仅指“信贷资源”或是一种泛指的模糊概念。

中国学者正面地、郑重其事地将金融资源作为金融学理论的一个基础性、系统性概念，始于笔者1998年5月26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公开向中外学者所做的以“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为题的讲演，文献则比这要更早一些。

 “金融资源”这一基础性概念和理论的提出，经过了十几年漫长的认识与理论准备过程，包括研究与撰写《比较银行学》的八九年时间的艰难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的提出，首先是具有反危机的倾向的，但远不止于仅仅作为一剂预防和治疗金融危机的药方，而是对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现实做出的创造性回应，是面向21世纪的新金融观。

在这里想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新金融观并不是对传统金融理论的否定，或像有些人说的是对传统金融观的“颠覆”或“摧毁”。也未曾试图取而代之，只是在新形势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它进行补充、丰富、发展与完善，使之能与时俱进，更加适应知识经济及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新时代的特征与需要，并对21世纪中国建设经济强国和金融强国的伟大事业从理论与政策的角度做出自己的贡献。

新金融观即金融资源学说的提出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征，它直接地回答了现代金融的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以及与经济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包括：（1）金融是资源，它符合资源的基本属性，即它是人类社会资财之源；（2）定位，将金融资源定位于非自然资源一类，即社会资源一类；（3）金融资源的特殊资源属性，即它本身既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它本身也是资源，故可以被配置，通过金融资源的配置即可配置其它一切资源。这是金融资源区别于其它一切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最基本特征。

（二）对传统“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全新阐释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及它的现实针对性，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提出来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含义和它的现实针对性都在不断丰富与发展。它最初的含义是今天的发展和福利不能以牺牲下一代人的福利和发展为代价，且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生态环境这一狭小领域。以我本人的理解，它现在的含义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协调、稳定、有序、有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

经过十多年的研究与思考、不断的深入与拓展甚至常常是有针对性地思考与研究，逐渐形成并完善了笔者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观。概括地说是如下六点：（1）可持续发展思想本身是一种高度抽象的哲学理念，是一种人文的关怀与关爱，它首先不是具有高度实践性的行动纲领，不能将这一崇高思想庸俗化、简单化，否则表面看似极端重视，实则反而会降低或冲淡它的崇高和巨大精神价值。（2）这一理念是以人或人类社会为本，而不是以别的什么为中心。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国内和国外都有人强烈主张以自然为中心，这是本末倒置的和错误的。（3）防止将这一理念在实践上局限化、局部化，或者如一部分人所主张的那样，“强烈反对将这一思想泛化”，他们主张这一理念只针对自然与生态这一最初领域。这种主张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一理念本身就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产物，而且这一思想产生后，它本身也在不断发展与丰富，而不会也不应该被人为地局限在、凝固在某一层面或某一点上。试想，将这一崇高思想人为地“垄断化”，能产生任何积极结果吗？（4）不应将可持续发展等同于协调发展。不错，可持续发展思想强调今天的发展不能以牺牲下一代的福利为代价，这种昨天、今天与明天的时间连续性，以及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人本代际”发展的连续性引申出可持续发展思想，而可持续发展必然涉及相关要素的协调及协调发展问题，这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可持续发展与协调发展二者密切相关，但并不能被简单等同，将二者等同或混淆是有害无益的。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崇高哲学理念，而协调发展只是一种发展观。（5）这一思想有它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它对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性意义。在实践的战略层面，可以将其高度地概括为坚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全面的（而非仅仅局限在狭小的方面）协调、和谐（特别是社会和谐发展）、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跳跃式与渐进式发展相统一的可持续的发展观。（6）在实践的战略层面，尤其应强调发展的时间可持续性和空间可持续性。发展的空间可持续性意味着全球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及转轨型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连续性、协调性、和谐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意味着全球与国别或地区、产业、行业、部门间的发展的连续性、协调性、和谐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例如，虚拟经济的有效协调发展不能以实体经济的不协调、无效、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一部分国家或地区的有效协调可持续发展不能以另一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不协调、无效、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一些行业或产业的协调有效可持续发展不能以另一些行业或产业的不协调、无效与不可持续发展为代价。

（三）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思想运用于对金融资源的有序有效适度开发利用，并将其提到国家和全人类的战略高度

笔者认为“金融资源学说”与“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并不是二者的简单结合，而在于二者内在的密切联系与融合统一。“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是“金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所以金融资源说的提出在前，可持续发展的新阐释在后。

金融资源说与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解释“金融资源”的一般资源属性与特殊资源属性这二重属性，以及“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这样两条通道，实现了对金融机构观视角与金融功能观视角的整合与统一，也保持了它与西方经济学理论视角的平滑连接与过渡。金融资源学说并不排斥其它金融理论，金融分析方法也不排斥其它方法的运用。它的实现与贯彻将造福于全社会、全人类，不管是中国、中华民族还是世界各国、各不同种族与民族，都沐浴其中。这也是它的“世界性意义”之所在。

（四） 金融经济学研究的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

金融资源学说与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包含着金融经济学的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即范式转换：面向21世纪的新金融观；理论创新：金融资源理论；方法变革：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

——范式转换：面向21世纪的新金融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说过：“经济理论上的很多争论，都涉及哲学世界观方法论问题，注意从哲学角度来回答这些问题，就可以取得突破性进展”。“学说与战略”实现了金融经济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表现在：（1）“学说与战略”强调金融学继续存在与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2）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入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也确立了金融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即金融可持续发展；（3）“学说与战略”是一种全新的金融效率观，它为经济学的资源配置为中心的范式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既定时期的资源配置效率必须考虑资源的长期利用问题，强调金融效率的评价标准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适应程度，资产的金融化不能以牺牲现时和未来的实际生产和服务为代价；（4）在方法论上注重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突出强调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

——理论创新：金融资源学说。当代金融学的危机是基础性的，最根本的是范式危机；当代金融学理论体系仍然支离破碎，研究范围也过于狭窄；当代金融学的研究方法也有失偏颇，囿于“工具性”、“技术性”倾向的孤立主义研究传统。有鉴于此，作为“学说与战略”前提与基础的金融学理论创新，是一系列原始理论创新的产物：金融资源说与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路径是在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国内外自然资源为主体的传统经济资源观的基础上，提出与自然资源观相互对称、平行、并列的社会资源观；以新资源观为基础，以近二十年对金融本质的研究为支撑，提出金融资源学说：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在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理论扩展突破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金融资源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这是对传统金融学理论的突破与创新。

——方法变革：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包括：（1）金融分析研究经济过程中与金融及其金融过程有关的各种经济关系；（2）金融分析的基本问题是研究金融的内生性问题；（3）金融分析在一般经济分析中的地位不可或缺、不可替代，推动金融学研究从封闭走向开放。

（五） “学说与战略”彰显深厚的哲学人文关怀关爱和她的普适普惠性及其世界性意义特征

金融资源说与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始至终贯彻了“以人为本”这一哲学理念与与人文关怀和关爱，而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可持续发展，造福于全中国全人类为最终目标。“学说与战略”在范式转换的最高层面上，公开突出强调了它的社会科学属性。

“学说与战略”沐浴在深厚的哲学理念、人文思想的关怀与关爱之中，这使它超越了传统视角的许多人为界限与狭隘价值判断，而获得非排他的普适普惠性世界性意义特征；此外，由于货币从而金融的信用性与价值一般性本质特征，也由于金融资源的一般资源与特殊资源二重属性，才可能使“学说与战略”获得非排他的普适普惠性及世界性意义特征。她不排斥任何种族或民族，国家或国家群体，资源、环境或经济、社会、金融，产业或企业，领域或地域。她以经济、金融和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标，并自然渗透其中，确立与实现这一最终目标将会毫无例外地普适普惠于各国与全球的共同目标、福祉与福利，光照人类，沐浴全球，这也是她的“世界性意义特征”之所在。

但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与理性发展水平的局限，人的欲望的不断膨胀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对立与矛盾，经济与金融危机的频发、生态环境的恶化就是证明，这也就是当今人类经济与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生动例证和案例。因此，人类也需要不断改造与完善自身。

有鉴于此，“学说与战略”将树立全民族、全人类全新的“大金融意识”作为它的重要内容列入其中，并以此为其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基于现实的挑战和人类自身对“学说与战略”普适性与普惠性的主动适应与自觉反应，特将树立全国全民族乃至全世界各国各民族全新的大金融意识，即：现代金融意识、金融资源意识、虚拟与衍生金融意识、国家金融意识、战略金融意识、金融风险与危机意识、金融安全与主权意识、全球金融意识、反金融霸权意识、金融话语权意识和金融强国意识纳入“学说与战略”之中，并将其提升到国家战略和“人类21世纪议程”这样的战略高度。进而对国别和全球金融资源高度重视之、倍加珍惜爱护之、全力建设发展之、适度开发利用之、科学优化配置之和积极审慎监管之，从而实现国别和全球各国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这一最终目标。

（一）是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呼唤与挑战的催生

到20世纪末期，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它提出一系列严重挑战：

挑战之一：传统经济理论以为，自然资源的禀赋是一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制约因素。而二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下半叶许多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表明却并非如此。一些自然资源并不丰富的国家与地区，例如亚洲“四小龙”“四小虎”，他们的土地有限、自然资源贫乏，但是经济与社会却迅速发展，国民富有程度却迅猛提高。传统理论已经不能够很好地解释现实，面临严峻挑战。

挑战之二：三十个OECD国家的GDP的60%到70%都不是主要利用或消耗自然资源的第一第二产业创造的，美国的这一比率甚至高达80%。到20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的传统第一大产业制造业开始逐渐衰落，由占GDP的1/3降到仅仅只占12%，而金融业则成为美国第一大产业；美国金融业创造的GDP高达美国GDP 的20%以上，美国全部服务业创造了GDP的40%。那么，这些财富的来源是什么？回答是非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首先是金融资源。

挑战之三：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刻根源是传统金融理论的危机。传统经济金融理论既不能够回答挑战之二的严峻问题，也不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更没有良策解救危机。

近年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反映了金融学的危机，它表明当代金融学的发展滞后于实际金融活动的发展，因而表现出了理论对经验现实的不适应性。换句话说，金融学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解释和预测的功能，是金融危机产生的理论根源。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都充分表明，解决经济金融现实问题的迫切要求，往往是经济学和金融学实现超越和进步的最主要动力与契机。这是因为，经济学、金融学所具有的实践科学的性质，决定了经济金融理论随经济金融实践的改变而改变的特性。但是，经济学、金融学在自成体系的同时也具有了自身的惯性发展轨道，其中对传统范式的维护是经济学、金融学沿着这一惯性轨道运行的主要制约因素。因此，当代金融学要想摆脱危机、继续前进并对经济金融的未来发展发挥应有的理论解说和实践指导作用，就必须要突破、调整或超越既定范式。这是金融学在新形势下进行自我更新的首要任务。

毋庸置疑，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提出的现实背景，是最近几十年来金融越来越表现出其对全球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极端战略重要性，而近年来频繁爆发的国家性、地区性乃至一定意义上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是引发了相关国家、地区和全球经济金融的安全稳定问题。因此，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首先是具有反危机倾向的，是对当代经济金融现实发展变化的及时反应。但是，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还远不止于仅仅作为一剂预防和治疗金融危机的药方，它同时也是对经济金融现实做出的创造性回应——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的新金融观。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金融泡沫的形成与破灭引起我深深的思考，包括对作为金融本质属性之一的金融虚拟性的剖析、对西方学者过于狭窄的关于金融结构的定义和片面的“量性金融发展观”的怀疑与批判，以及对全球普遍使用的某些金融统计指标及将这些指标简单地纳入经济模型或计算公式中的科学性、合理性的质疑等等。

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知识经济初见端倪，传统金融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变迁，成为国民经济的核心，成为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稳定的一种核心性、主导性、战略性因素，金融危机频发，金融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部分。在这样的条件下，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已刻不容缓了。

挑战之四：传统经济理论不能回答为什么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越是金融化、金融越是全球化，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就越高，危害就越大这一重大问题。

这些严峻的现实与理论挑战，应用金融资源理论就会得到很好的解释与回答，即：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金融在提高了对一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能力和效率的同时，它自身的系统性风险也在累积与提升。金融是资源，是社会资源，是一国的战略性稀缺资源，它也有一个像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而不能随心所欲滥砍滥伐的问题。否则，将导致金融资源从而经济的不可持续发展。

（二） 是提出者80-90年代近20年金融基础理论及新挑战研究累积的产儿

这期间，我本人对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挑战与启示的研究，金融全球化——一把双刃剑的研究，对全球化的困扰与困扰的全球化的思考，对面向21 世纪从战略高度审视与处理金融问题的思考与警示，以及金融强国是中国的战略选择的呼吁，都在累积着孕育着对从传统金融到现代金融的本质性认识，而这又集中体现在“百年金融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文章运用大视野、新视角从十几个方面审视了百年金融的历史变迁；这可以看作是我持续二十年对金融本质研究的集中体现与结晶。这一切都为金融资源学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其次是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新阐释与突破创新。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研究始于偶然的刺激与追踪，并非是自觉的刻意使然。我本人研究可持续发展问题始于1993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届“泛太平洋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发展大会”，我所撰写的《以市场经济原则重新构筑中国的银行体制》一文入选大会报告论文，并有幸与会。会中，我第一次看到“中国21世纪议程”这个规划描述21世纪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纲领性政府文献。读后惊奇地发现，文中完全没有金融的内容，这使我感到困惑不解。我想，也许是起草人员一时的疏忽或相关人员知识结构的局限所致。随后我又查阅了联合国“人类21世纪议程”这一文献，同样惊奇地发现其中也完全未能涉及金融问题。这纠正了我最初以为可能是偶然因素的疏忽与局限这一看法，转而严肃地思考人类在思想认识上的共同局限这一必然因素，从而开始了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以及它的现实针对性，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提出来的，她是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产生的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重大问题提出来的。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崇高的和意义重大的，有时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要更难，因而她的贡献是可以载入人类史册的。然而，这一理念的现实针对性却从一开始就是片面的，因为它忽略了西方发达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惊人的浪费和伴随着这一进程而产生的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这一事实。这一片面性在1992年召开的里约热内卢全球会议上得到纠正，使这一理念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并且在实践上成为包括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型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历史任务，会上通过了共同行动纲领，即“人类21世纪议程”。

随着时间的流逝，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含义和它的现实针对性都在不断丰富与发展。它最初的含义是今天的发展和福利不能以牺牲下一代人的福利和发展为代价，且直接针对发展中国家和生态环境这一狭小领域。以我的理解，它现在的含义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协调、稳定、有序、有效、和谐的可持续性发展。

这其中令提出者困惑、犹豫和费解的是，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引入中国的那些学者及其拥护者，都是自然科学学者，他们办了一个资源杂志，每年开一次会，在会议综述中都不厌其烦地重申强烈反对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适应范围“泛化”。他们将可持续发展思想仅仅适用于资源消耗与环境破坏这一狭小领域，而反对将其扩大延伸。

而我本人的研究与思考恰恰是从他们所反对的“泛化”开始的。为什么不能泛化？泛化不是更好吗！将其运用于、扩展于、泛化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一领域，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社会与经济的和谐发展不是更好吗！于是，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思想首次运用于经济金融等社会领域便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战略。

笔者对经济资源观的研究是从对人类传统自然资源观的研究开始的，而对它的突破与创新则是社会资源观这一新资源观的提出，这作为一个前提与过渡，才有金融资源说的提出，这是又一次的突破与创新。新资源观的提出以我和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杨涤撰写的学术专著《21世纪新资源论——关于国民财富源泉的最新研究》为标志。

再次是金融资源说的提出。这一学说的提出是以面向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从战略高度重新审视金融的本质，研究金融是什么的结果，极富时代特征。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而金融资源的开发配置、成本收益、后果与影响分析研究的核心问题是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在范式转换这一最高层面上，提出了全新的金融效率观。一种新思想一种理论是否是创新的标准是什么？一是它可以解释旧思想旧理论可以说明和可以解释的现象或问题；二是它可以回答或解释旧思想旧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或问题；三是它的可预测性，即预测在什么条件下某种现象、趋势或问题的必然发生。传统经济金融理论不能回答这一问题，而金融资源理论就很好地解释与回答了这一问题。

（一）原创性金融基础理论贡献与战略性政策涵义及世界性意义

金融资源说的提出是笔者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关注与研究金融的本质、由传统金融到现代金融的百年变迁等研究与认识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从1993年开始研究金融资源说及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问题，并于1998年5月在“21世纪全球金融发展国际研讨会”上正式提出，以此为前提，2000年3月科技部批准立项“知识创新体系中的资源理论创新——金融资源理论与实践研究” （Z00005）。2006年元月结题。由张亦春、秦池江、景学成、郑振龙和孔祥毅等权威金融专家所组成的评审组鉴定的验收意见如下：

“2000年国家软科学项目（编号：Z00005）‘知识创新体系中的金融资源理论创新——金融资源理论与实践’的最终研究成果《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导论》及‘21世纪新资源理论——关于国民财富源泉的最新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金融基础理论与实践（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领域取得的一项突出的具有原创性特征和中国‘自主性知识产权’特征的优秀学术成果。（1）该成果在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化，和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形势下，在国内外首次提出并系统全面地揭示了金融的资源本质属性，提出‘金融是一种资源，是社会资源，是一种战略性稀缺资源’的理论学说，这一学说极富时代特征，并由此引起了传统金融基础理论的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和方法变革，也引发了传统资源观和传统金融观的根本性变革，构成了知识经济条件下中国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一部分。具有重大的金融基础理论原创性意义。（2）该成果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创造性地扩展运用到金融领域，在此二者结合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引起国家决策领导机关、社会各界和经济金融理论界的广泛关注、热烈反响与深入研究讨论，也同中央提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战略决策保持了高度的协调与一致性，同时该成果也具有严肃的政策涵义与重大的实践意义，对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和战略决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3）该成果不仅是国内，也是世界金融科学研究的创新成果。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也受到美国、英国和德国等国际著名金融学家的肯定与支持。该成果通过揭示金融资源的‘一般资源与特殊资源二重属性’，以及‘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这二条通道，保持了与西方经济金融学理论视角的平滑连接与过渡”。

（二）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与肯定

1998年5月19日，笔者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做关于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学术报告，首次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含义做出界定；5月25日在“面向21世纪全球金融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代表中国学者发言，郑重向中外学者提出研究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施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5月27日金融时报头版头条刊载笔者呼吁实施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5月号“城市金融论坛”刊登姚勇的“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简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意义”；5月号 “国际金融研究”刊登我和我指导的博士开山弟子丁志杰的“论金融可持续发展”文章。

这一理论与战略建议在公开提出之后，立刻引起全国经济金融理论界、教育界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与热烈反响。1998年6月3日，《金融时报》证券版头版头条刊登了陈邦来针对本建议的评论员文章，题目为“21世纪呼唤全新的金融发展观”；6月7日，金融时报理论版刊登 “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长篇文章，并加编者按，认为“此文向人们展示出一个亟待研讨的重大研究课题”。从1998年6月30日—8月《中国改革报》、《金融时报》、《中国金融》、《城市金融论坛》、《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等报刊杂志纷纷大幅登载相关文章、报导与访谈。

中国改革报在1998年6月30日刊登的署名为艾迪的专家点评中指出：“成都面向21世纪全球金融发展国际研讨会的许多与会者认为白钦先教授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富于开拓性与创造性；是一个大思路、大视野、大战略；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不但是中国的问题，更是全球各国的共同问题；将会对全球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产生重大影响；将可能对现存经济学、金融学理论、金融学科发展以及经济金融实践发展产生一系列重大影响”。张亦春教授指出“白钦先教授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课题是一个很重大的新课题，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对于世界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对于经济学与金融学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金融学术界应该共同努力破题，为中央、政府关于21世纪的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有益的参考意见”。陈铁林先生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这需要胆略与勇气”。陆家骝教授认为“白钦先教授提出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观点，为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以往的金融实践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和思维方式。金融可持续发展所涉及的一个基础概念，就是金融资源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是金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三）认同接受的人越来越多，有更多的人参与研讨与研究

在理论界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1998年6月21日，中国金融学会、《金融时报》等六单位联合发起召开“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研讨会”，首都与部分外地经济金融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参加，讨论热烈而深入。1998年7月24—28日，首次全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研讨会在沈阳召开；2006年“第一届中国金融发展高级论坛”在上海召开，高校内部的专题研讨，金融学术界的学术报告与演讲连续不断，以此为选题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不断涌现，认同并以不同形式参与研究的人也是越来越多。我国著名资深金融学家曾康霖教授在一次会议上曾说：“金融资源理论是正确的，接受它的人也越来越多”。

如今，这一“学说与战略”提出已过去二十多年了，每当想起当初理论界几十位学者的宝贵支持、参与讨论和研究，心存无限的感激与感佩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与研究的深入，以及实践的检验，有更为众多的人参与研究，倍感欣慰。

二十余年来，金融资源论与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也越来越得到国内外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可，甚至进一步被官方机构接纳和使用。从十六大以来逐步形成的“科学发展观”，再到近年来李克强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促进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实体经济”等等，都从某个侧面反映出“金融资源”这一概念在得到更为普遍地区认可与采纳；此外，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非政府组织也陆续在其年度报告中开始使用“financial resource”和“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对概念；2019年1月14日，在香港召开的“共建可持续发展与共融的未来”会议上，由卢森堡财政部长皮埃尔‧格拉美亚发言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不能靠一国单行独斗所能完成，要将其与绿色金融概念相联系”……可以说金融资源说与可持续发展说正在走向国际化。

（四）这一学说与战略也受到德国、美国和英国著名学者的关注与肯定

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和条件的局限，这一理论与战略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仍然是缓慢的与有限的，但一些接触到这一理论的德国、美国、英国著名学者对她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与由衷的支持。

就在1998年5月26日召开的“21世纪全球金融发展国际研讨会”上，德国柏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黑尔先生对我的演讲进行了评论。他从以下五个方面有同感：（1）市场经济在今天就是金融经济；（2）金融安全与主权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部分，韩国（的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3）金融资源是稀缺性资源，货币不是天然生成的，是依据需要与可能创造出来的，是一种社会资源，永远应该受到有效的监管；（4）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这对中国来讲尤为重要；（5）中国的金融危机（风险）也逐渐累积起来了，应采取有效措施解决。

美国金融学会前会长、著名金融学家、伯克利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麦克·布鲁楠在与中国访问学者郑振龙教授的讨论中表示：“金融资源理论这一思想很深刻、很新颖，我们西方学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对费时费力的基础理论研究不感兴趣。我们老了，希望东方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继续深入研究”。（2000）

英国著名货币金融专家、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顾问、英国约克大学麦克·魏肻（Mike Wickens）教授及英国实证经济学家P·N·史密斯（P. N. Smith）教授在同中国学者的相关交流与讨论中，魏肯教授很兴奋地说：“白教授大胆提出金融资源学说，这是很有原创性意义的一种金融理论，很深刻，很有时代感，又富有东方文化的特色，也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财富越来越由非自然资源而来，由非传统产业创造这一现实。”“将可持续发展思想应用于金融领域，极富创造性，从逻辑上讲，如果金融是不可持续的，那么经济也将是不可持续的。”他建议中国学者继续追踪、关注这一学说。

（五）与中央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保持高度一致性，并为其提供某种理论支撑

金融资源学说与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酝酿到九十年代后期公开提出（1998）；从《金融时报》头版头条刊载这一呼吁与建议（1998.05.27），到《21世纪呼唤全新的金融发展观》 （1998.06.03）和《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金融发展观》（2003.12.01）两篇评论员文章的发表；从《就金融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呈江泽民总书记和朱镕基总理的信》（1998.05.20），到《中国改革报》公开刊载《致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信》（1998.6.30），到二十一世纪初中央全面协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从研究发展历程到公开提出的主要思想内容，都保持了与中央科学发展观的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并为其提供了某种理论支撑。

（六）对中国金融学科建设与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教育部高等学校经济学类核心课程，金融学专业主干课程教材《货币银行学》（曹龙骐，2000.8）“金融创新与金融可持续发展”为题设专章研究。著名资深金融学家孔祥毅教授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评白钦先等著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研究导论》”为题撰写书评，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给予高度肯定，并强调提出这一研究具有“世界性意义”（《金融时报》，2003.12.01）。同日，“金融时报在第三版头条发表了“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金融发展观”的评论员文章。围绕一个问题发表两篇评论员文章，这在现实中是极为罕见的。

金融资源学说及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这一问题，在高校及经济金融界已经广泛传播，得到重视与研究，不少学校为硕士研究生开设的相关课程或讲座，将该书作为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