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猎制度研究的经济学家大多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制度重于技术。即对一个社会或组织发展来讲，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大于技术创新，或制度因素比技术因素更具生产能力。记得吴敬链曾经有一篇《制度重于技术》的文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感觉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在基础的层面上，技术可能比制度更具持久的影响力。如果一项技术被人们普遍采用熟练运用，技术本身就会成为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一部分，成为生活的工具，技术也就可以看作是习惯或文化，抑或他们扬言的制度的一部分。如同今天的互联网，不论在哪个生活空间，不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互联网提供了一个人际交往的空间，大家可以籍此交流分享经验，比较借鉴以至于上升到制度竞争层面。当人际间的隔阂藩篱被打开之后，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更多的是相同的关怀——吃饭、睡觉、学习、工作、喜怒哀乐、好逸恶劳、主张权利等。到那个时候，大多数人会逐渐觉醒，人都是一样的人，都会有过上好日子的诉求。对老百姓来说，过上好日子才是真切的。老百姓食不果腹，你就是说的天花乱坠，他也不信你。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假如朝鲜当前放开互联网限制，金家的统治必会土崩瓦解。但如今金家的铁幕统治是否意味着制度可以扼制技术进步呢？等等看。一切反动派（逆历史潮流者）都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或早或晚。

不能小瞧了技术进步在推动社会和组织变革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举个高大上的例子。百年前中国就有人断言，世界上所有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强国，中国要想走向自强，必须走现代化之路。现代化从何而来？应当是从产业革命而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产业革命催生了资本主义文明和现代社会。产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能力，进一步深化了社会分工。分工深化和产出能力的提高，对市场交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需要卖出去产，从事专业化生产的人也需要大量购买生活所需商品。所以，市场是社会是否进步的要件。我们知道，市场的要义是契约自由，交易对手之间需要平等的社会地位。如果交易对手的社会地位不平等，必然会影响交易的效率，进而是影响市场的广度、深度和弹性。交易对手之间平等地位需求，推动了社会新兴力量，推翻了封建贵族领主制，走向自由平等的现代社会。是产业革命推动了社会进步，进入到现代社会。进一步的问题是，产业革命由何而来？应当是技术进步，比如蒸汽机的发明，人类社会才会有社会化大生产的可能。以往很多经济学家声称，是金融革命推动了产业革命。我觉得这是附会。英国的金融革命，国债的发行和转让、英格兰银行体系的建立，以及银行券的广泛使用，为蒸汽机投入生产使用提供了物质上的便利，但人们认识到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可能，一定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人类认识到行为可能性的边界，金融革命以及制度变迁只是人类为了达到由技术进步认识到的可能边界所做的现实努力。从另一个角度讲，是钱多了没事干在那琢磨技术革新，还是发现了技术进步扩大生产规模的可能性再去募集资金使之成为现实。我想应该是后者。所以说，技术，才是原动力。是技术进步引致制度变迁，现代化由此而来。可惜的是，一些制度经济学家所做的研究，以及政策建议，恰好与这一历史过程反过来。他们一般会说，要先有一个好的市场，活跃交易推动产出需求，进而推动技术革新，进而推动增长和进步。理论逻辑上没有问题，只是现实的路走起来，有点难。鼓励创新，技术进步才是牛鼻子啊。

互联网的出现和迅猛发展，正在改变工业革命以来商业社会的规则。试举几例。现代经济学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逻辑的两个假设前提，正在受到互联网时代的挑战。这两个前提，一个是稀缺性，另一个是人的自私性，或者说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性。物品的稀缺性激发了人类不断提升产出效率的欲望，分工越来越细化，市场范围越来越拓展，分工深化和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提升的生产效率，与由此而增加的交易成本费用，使整个社会运行的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一方面，社会产出能力越来越强大，产能过剩逐渐成为一个突出问题；另一方面，社会潜伏的危机和脆弱性问题也越来越突出。现代商业社会的发展逻辑接近走向极致。互联网的日臻完善将改变这一切。在万物互联社会里，物品的稀缺性有望得到极大程度的改善。过去由信息、距离等导致的物质资源配置空间不平衡而产生的稀缺性，将因信息相对充分，以及物流能力的极大提升而将得到改善。由生长、生产周期等时间性原因导致的稀缺性，也将会因为人们掌握大数据（充分信息）而事先反应得到较好解决。

人们超出自身所需的物质占有欲望，主要是来自感知未来不确定性而带来的不安全感。当大数据、信息相对充分使人们对未来生活有了相对稳定的预期后，当物质需求在可以预期的范围内得到保障后，人们对物的欲望无限性也将改变。就像当年伟人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钱一样，万物互联社会里的人们，得不到的恐惧会逐渐消失，人追求的目标也将由物质财富趋势性地转移到更能实现人的自由和人生价值的方向。资本主义时代人的逐利行为，在万物互联时代将逐渐淡化。

智能化和3D打印引领的制造业民主化，将改变当前市场资本主义时代大规模社会化大生产的产出格局。就连能源供给，也因基于自给自足的能源互联网，打破大规模生产的模式。社会基本的财产权利制度也会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共享体验，使物质范畴的“你的”与“我的”之间的区别将呈现局限性，甚至有些不合时宜。一些产权保护的观念正在转变，相对于特斯拉电动车专利的开放、微软windows10免费升级和谷歌的安卓开源，华为公司过分张扬的知识产权保护（所谓“核保护伞”），以及近些年广为流行的拥有标准制定权就有话语权的说法，都是值得反思的。

展望未来，万物互联将推动建立在稀缺性和人类物质欲望无限性（自私性）基础上的现代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由分布协作的点对点网络协调的万物互联世界里，开放、共享等互联网思维理念，将引领人类新生活。由技术进步推动社会经济运行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将引导企业规模逐渐小型化。在企业治理方面，利润最大化以及股东回报第一的传统思维，将受到“以给客户创造价值为中心”的新的企业价值观的挑战。新的社会经济组织将不断涌现，人们会越来越多地依靠使用价值和分享价值来组织经济生活，而不是像过往那样依靠交换价值。可以观察到的是，有不少人生产的产品（当前主要是文化产品），以在网络上免费共享为乐。

技术进步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口，我们要赶上时代进步的步伐。可喜的是，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我们已经有不少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比如网络支付，再比如微信等应用。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本来可以做的更好。基辛格《论中国》中有一句话：“现代技术的本质是普及同化，这对任何社会的独特性都是威胁，而中国社会恰恰以独一无二为标榜。”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社会制度千余年来，尤其是在民族心理特征上，试图通过强调中华文化的独特性来保持心理上的某种优越感，还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基辛格提出的问题还可以这样表述，在技术标准化全球盛行的大环境下，一个开放的社会强调独特性，还能坚持多久？

空谈制度变迁，必然要走到迷信强权那一套。比如前些年穷吆喝顶层设计的，如今怎么看？与其躲在书斋里奢谈制度变迁，不如以积极姿态投入社会，看一看互联网带来变化。近代中国二百年来的耻辱，就是由错失现代化的机遇而来。当前又是时间关口。只有引领而不是限制互联网以及由互联网带来的技术进步，才能不再次错失民族发展机遇。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