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说”从酝酿到公开提出，经过了一个“三段式”研究历程——从我一己的长期酝酿到在教学和学术讲演的半公开，再到公开撰写学术、文章正式发表。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是该学说的酝酿期；在此期间，我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结构金融功能问题的相关思想，并通过《比较银行学》的公开出版而部分公诸于世。

从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是该学说的半公开提出期；在此期间，辽宁大学开设相关研究生课程并由我本人担任主讲教师，同时，在一些会议上公开进行相关专题的学术讲演。

2005年3月，《经济评论》杂志刊登了我对《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 一文；该学说正式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是该学说进入公开提出期的标志。

（二）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说的主要内容

从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功能演进两个学术视角，有效推进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

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发展说的内容，择其要义概括如下：

（1）“金融结构是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量的比例”；

（2）伴随着金融的发展演变，金融结构也经历了不断地扩展与提升的过程；

（3）金融结构的扩展与提升即金融结构的演进；

（4）金融结构的演进既包含金融要素扩展扩张的量性增长，又包括金融要素提高提升的质性发展，是量性增长和质性提升的统一；

（5）“金融结构的演进即金融发展”，“金融发展是量性金融发展与质性金融发展相结合、以质性金融发展为主的统一”；

（6）我本人的金融结构观与金融发展观，是对戈德史密斯的相对单一的金融机构、金融资产二要素的特殊“金融结构”观和 “金融结构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金融发展观的修正、补充和丰富。

在对金融功能的研究中，仍然贯彻了质性分析和量性分析相结合的理论原则与思路，并把金融资源理论和金融发展理论融入其中。我们可以将金融功能演进观与金融发展观概括如下：

（1）金融功能是金融与经济相互协调、适应与吻合的程度，是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核心；

（2）可以通过金融效率的高低优劣来对金融功能加以测度；

（3）金融功能伴随着人类经济金融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经历了逐步扩展与提升的过程；

（4）现代金融功能，是金融资源的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是比其他两个层次的金融资源更难能、更难成、更难为，从而更稀缺的金融资源；

（5）现代金融功能，包括基础性金融功能（服务性功能和中介性功能），主导性金融功能（资源配置核心功能和风险规避与经济调节的扩展功能），衍生性金融功能（包括风险管理、风险交易、信息管理、公司治理、宏观调节、引导消费、区域协调和财富再分配等功能）；

（6）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功能演进；

（7）金融功能的演进即金融发展，包含金融功能扩展扩张的量性金融发展和金融功能的质的提高提升与深化的质性金融发展，且以质性金融发展为主。

（8）明确地将金融功能区分为“金融正功能”和“金融负功能”，并突出了金融负功能的研究，这同金融脆弱性、金融风险与危机紧密相关。

（三）金融结构演进、金融功能演进即金融发展的统一视角与最终目标

金融结构演进即金融发展，金融功能演进即金融发展。从而将从两个不同角度展开的研究统一在金融发展观视角下，并强调量性金融发展与质性金融发展相统一，而以质性金融发展为主的金融发展观。二者均以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为其最终目标。

（四）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说，经历了漫长的并非搬自西方的独立研究历程

这一问题在下一小节该学说的历史背景阐述中将会详细加以展开，此不赘言。我多次强调，思想、理论、理性思维与研究活动是无国界的，是任何力量与偏见都无法阻挡的，中国学者、东方人同美国学者、西方人同时并行研究金融结构、金融功能与金融发展问题的实践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学者在金融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取得的巨大进展，是人类理性光辉与智慧的胜利。

（一）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说的研究历程

三十余年来，我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金融功能的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一系列相关问题，经历了由特殊到一般、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理论探索历程。具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分别从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即融资方式结构）这一特殊金融结构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20世纪90年代进而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般理论、金融功能的特征及从金融功能观视角研究金融问题的特殊优越性进行深入研究；21世纪初，特别加大了对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及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问题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把相关研究成果梳理整合在发展金融学这一整体框架之内。这一历程并非是事先策划预设的结果，而是事后进行回顾与追寻的记录与总结。其间伴随着不断的观察、思考、审视、困惑、质疑、修正、补充与发展。

1、对融资方式结构及金融总体效应（功能）问题的研究

对于金融结构理论和金融功能问题的研究，包括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这一融资方式结构及金融总体效应（金融功能）两个视角，是伴随“比较银行学”项目的研究及其最终成果——《比较银行学》专著的出版，并作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金融体制九大构成要素（与本题相关的要素是组织形式、框架结构、发展战略、总体效应四大要素）的组成部分而展开的。在《比较银行学》的绪论中，我提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是金融体制，金融体制是关于金融的发展战略、组织形式、框架结构、构造方式、业务分工、监督管理、运行机制、运转环境和总体效应九大金融相关要素的有机整体”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框架。”

当时理解的金融结构是指金融组织形式与框架结构。金融组织形式是讲各种各类金融机构的构成、设置原则及特点与优劣；而金融框架结构则包括了金融体系的总体构成、相互关系与联系方式、数量与地理分布，资产与负债的类型与数量比例，与政府、工商企业的联系方式及依赖程度等等子要素。整体而言，笔者以金融组织形式与框架结构来界定金融结构，比戈德史密斯所提出的金融结构的含义与要素更广、更为丰富，而那时我还无缘得知戈氏其人其书。在1980年代中期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就其内容、金融要素与实质而言，更接近于我本人在近几年提出的金融结构的概念。

金融倾斜及其逆转——融资方式结构的动态化，这是笔者对金融结构研究的深入。“金融倾斜”这一术语，最初是由我在研究了全球不同类型国家金融体制的发展演变后，高度抽象出来的一个概念。我提出中国“关于自然金融倾斜发展战略和人为金融倾斜发展战略的选择。就世界各国金融业和金融业务方式的历史发展而言，一般是先有间接金融，后有直接金融……而且在间接金融与短期金融之间，直接金融与长期金融之间有一种大体上的对应关系。这两种对应因素不仅在产生发展的时间上明显地一个在前，另一个在后，远不是平行的，而且在业务总量或市场占有率方面也远不是平衡的，即间接金融所占的比重大大超过直接金融，即使是直接金融发达的国家也是如此。我们将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间这种不平行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称为‘金融倾斜’。显然，这种金融倾斜并不是任何人为设计或构造的结果，而是商品经济和货币信用，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储蓄量，收入分配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产物”。继而进一步提出了“金融倾斜”这一新概念，并强调指出它是一个非人为干预的、自然的、历史的客观发展过程。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我一直高度关注与研究该课题。1999年，我根据世界金融的一系列最新发展态势，进一步提出了“金融倾斜逆转”的概念，并将这一态势列为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的十大挑战之一，指出传统的金融倾斜局面发生了“逆转”，即直接金融的发展速度远远地超过了间接金融 ，以至于在绝对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逐渐地接近甚至超过了间接金融。

同年，我在另一篇文章中针对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倾斜逆转”，提出坚持质性金融发展与量性金融发展相统一而以质性金融发展为主、渐进式金融发展与跳跃式金融发展相统一而以渐进式金融发展为主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观，更为明确地将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2003年，在“百年金融的历史性变迁”一文中指出，在过去一百年中，金融倾斜及其逆转……是最为重大而深刻的金融结构变迁。这大体上反映了由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由以银行机构为主导主体的金融到以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金融、由以银行为主导主体的简单金融到以金融市场为主导主体的复杂金融、由以国别经济体为单元的相对封闭的国别金融到高度开放的具有高度流动性的和真正全球性的全球金融（市场）的结构变迁。我从历史长河的广阔视角观察与思考金融倾斜及其逆转问题，强调了金融结构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

2、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说的修正与扩展

最早提出“金融结构”这一概念的学者是美国著名的金融学家戈德史密斯，我提出“金融结构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进而提出“金融结构的变迁即金融发展”的理论观点。戈氏是全球第一个明确提出并系统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学者，其理论观点大大开阔了人们对金融问题的观察视野，并极大地丰富与拓展了金融研究的新领域，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政策含义，也受到了国内外理论界对其理论贡献的广泛赞扬与肯定，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任何事物，包括理论创新在内，都需要与时俱进，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在戈氏提出这一理论之后的三十多年中，他本人以及国内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长期停留在原有的深度与水平上。如今，人们在充分肯定他在这一理论问题上的重要贡献的同时，并未指出这一理论的某些局限性与片面性。这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研究，以及对经济金融政策的制定是有害无益的。

我认为，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论的局限性与片面性有二：一是戈氏忽视了金融结构的复杂性与多层次性，将金融结构复杂结构中的一种具体结构，即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或金融资产相对规模这一特殊结构当做金融结构一般，有以偏概全之嫌；二是戈氏提出的“金融结构(即特指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变迁即金融发展”的观点，是一种量性金融发展观，是一种只强调量性金融发展（提出一系列量性相关指标）而忽视质性金融发展的片面的金融发展观。

我在20世纪80年代最初提出“金融倾斜”问题时尚未见到戈德史密斯先生的《金融结构论》，但在所著《比较银行学》的绪论中提出金融体制为比较银行学的研究对象，并将九大金融相关要素的有机整体称为金融体制。在80年代，我除了提出一国金融体制中的金融组织形式(机构与市场体系)与框架结构(金融相关要素)问题之外，还从融资(投资)方式的角度即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相互关系的角度关注金融结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质性金融发展与量性金融发展相统一的金融发展观。这是我涉及这一问题的最早时间，以后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授课与学术报告中持续不断。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不断修正、补充与扩展了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理论，并提出了不同于戈德史密斯的质性发展与量性发展相统一的金融发展观，而这一过程经历了十多个年头。

2003年我正式将“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量的比例”定义为金融结构。金融相关要素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复杂性与层次性，例如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国别金融与世界金融、区域金融与全球金融、地方金融与国家金融、商业性金融与政策性金融、银行金融与非银行金融、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银行主导型金融与市场主导型金融、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简单金融与复杂金融、融资金融与投资金融、金融资产与金融负债、金融负债中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金融与经济、经济货币化和经济金融化及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金融资源与社会资源、金融资源与自然资源、货币型金融资产与非货币型金融资产、基础金融与衍生金融、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金融功能与金融发展、金融制度演进与金融发展、金融法规变迁与金融发展、金融人才累积提升与金融发展、金融意识提升与金融发展、金融理论发展与金融发展等等都是金融相关要素。它们之间相关的可以有很多的排列与组合，许多可计量的金融要素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量的比例或比率，形成多种不同的金融结构。所以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或资产可以形成一种关系，并且可以计量与对比，是一种特殊的金融结构，但金融结构远不以此为限。

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发展二者关系非常密切，但简单地讲“金融结构变迁即金融发展”却值得进一步探讨。二者的关系更可能的是有时有些是正相关，有时有些可能是负相关，负相关即负发展。适度的、优化的金融结构变迁可以促进金融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非适度的、非优化的金融结构变迁可能促退金融发展，从而促退经济发展。为此，我使用了“金融结构演进”这一新概念来代替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的概念。因为“演进”一词包含了变化、变迁与提升之意，即包含了质与量两个方面的统一深化之意。戈德史密斯的金融机构与金融工具的金融结构观，通过诸如金融相关率等一系列数量指标与比率来衡量金融发展，又理论化地高度概括为“金融结构变迁即金融发展”。这是只强调量性金融发展而忽视质性金融发展的片面的金融发展观。这一片面的金融发展观在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金融实践中，曾产生了一系列的不良后果与影响。

3、关于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同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方式结构的辨析

近些年来被国内外学术界炒得很火的诸如银行主导型与（金融）市场主导型金融、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方式孰先孰后、孰优孰劣、孰快孰慢、孰多孰少的争论，在许多情况下是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对金融政策的决策者与实务界常常是误导的和无益的，亟待梳理与厘清。银行主导型与市场主导型金融，实际上是指一种融资的金融组织主体结构，在20世纪初由国外学者提出，近几年被再次提出并且炒得火热。这一观点的提出者和其后的众多引用与研究者都从未回答这二者的基本含义、判断与衡量标准等问题。人为地判定美国、英国是市场主导型国家，而德国、法国与日本是银行主导型国家，根据是什么？人们想问的是：这二者是人类经济金融发展史中两种平行的不同发展模式，还是这一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假如是两种平行的不同发展模式，那么：A、被判定是市场主导型国家的英国与美国经历过银行主导型发展形态没有？还是它们天生就是市场主导型国家？B、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形势的发展，现在仍不是市场主导型国家的那些国家，它们的发展前景如何？它们将永远是银行主导型国家还是将来发展成市场主导型国家？

假如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话，那么：A、被判定是市场主导型国家的英国与美国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从银行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的？根据是什么？B、现在仍是银行主导型国家的那些国家，可能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过渡到市场主导型呢？

间接融资与银行主导及直接融资与市场主导，是密切相关的和对应的，但二者的口径与融资主体（融入方）、运行方式与状态等特征是很不相同的。前者即所谓间接融资，是指融入方（主体是企业）主要是从银行体系间接融入资金；后者即所谓直接融资，是指融资或投资方（主要是政府、机构投资者与个人，其次是企业）主要是直接从金融市场上融资或投资。前者的表现形式与工具主要是信贷，后者则主要是股票、债券、各种投资或保险凭证或契约以及各种金融期货期权。前者的口径较狭窄，后者的口径则要宽广得多。前者一般同实质经济联系紧密，后者则同虚拟经济联系紧密。前者的流动性较小，后者则具有高度流动性。前者的市场即信贷市场主要是国别性的，而后者的市场即金融市场则更可能是国际性的、全球性的。前者的扩张往往是被严格限定的，后者的扩张则是迅猛的、杠杆式以小博大的，往往是无限的。前者的风险相对较小，可控性较大，而后者的风险要大得多，可控性要小得多。

间接融资的对象是信贷商品，是货币型金融资产；直接融资的对象主要是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是非货币型金融资产。货币型金融资产或商品虽同实质经济紧密联系，但仍具有一定的虚拟性，而非货币型金融资产或商品则从一开始就是虚拟的，金融期货期权这类金融衍生产品则更是“虚拟的再虚拟”产品，具有更大的虚拟性。货币型金融产品和非货币型金融产品二者的“质”既同更不同，不同质的事物不能简单地比较数量差异。货币型金融产品和非货币型金融产品二者的虚拟度不同，市场价格的波动幅度与变动速度不同，影响这两个市场波动或变动的因素也有很大的不同，因而二者很难简单地相加减、相乘除与相对比；在金融统计上，某一个时点的货币型金融资产、信贷资产存量，它的市场价值或价格是真实的，是同货币在当时的价值或价格同进退的，而非货币型金融资产在某一个时点的价值或价格则具有很大的非真实性和不确定性，是模拟的，是以某一时点的市场价格与存量相乘假设而来的，这个统计假设从一开始就是虚拟的、想象的，因为按某一时点的市场价格不可能将存量的非货币型金融资产存量都卖掉，或者要大量地卖、大量地供给，市场价格将会滑落，从而这样计算的价格前提又不复存在了。将数学上的一个“点”异乎寻常地、不加限制地迅速拉成一条“线”，进而推成“面”，这只能是数学游戏，而不是复杂的现实经济与金融。

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其观察与统计口径是相对狭小的，是主要针对工商企业而言的；而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直接融资或投资，其观察与统计口径是相对更为宽广的，是面向全社会的，甚至于是国际性的。从企业融资的角度来观察与统计，国内外大量统计与实证研究表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转轨型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间接融资都是其最主要的融资方式，绝对量或相对量都占企业融资总量的大部分；直接融资所占比重则较小，虽然八九十年代以来，这一融资方式的重要性在持续提高，但仍未根本改变长久以来工商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这种客观态势，这同近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学者经常强调或认定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

从一国全社会融资（有些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是全球性的，外国政府与企业融资或投资更占相当大的比重，例如美国政府债券大部分由外国政府持有）的角度来观察，若用传统的口径与统计方法计算，全球的证券市值总量即非货币型金融资产在20世纪末大体是70万亿—80万亿美元，远比信贷资产存量38万亿—40万亿美元要大得多。若考虑到如前所述的货币型金融资产与非货币型金融资产的“不同质”，以及各自的不同特征和不同交易方式与运行方式（例如据国外学者估计，20世纪90年代间，全球物价上涨率为0.5～1.5倍，而证券特别是股票价格上涨率为5～10倍，一些高科技高风险股票则更是上涨了50～500倍），则全球货币型金融资产总量与非货币型金融资产总量二者谁大谁小、谁多谁少，大多少、小多少，多多少、少多少，就不好说、不确定了，更何况货币型金融资产与非货币型金融资产既是同质的，更是不同质的，是不能简单对比的。简单地说所有金融商品或金融资产是同质的，是不妥当的、不确切的，甚至于是错误的。说所有金融资产或商品都是同质的，只是说它们同属金融这一大系统，均具有某种金融属性，均可为交易对象，均具有交易价格，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彼此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同质的，都是可以简单相加减、相比较的。

所以迄今为止，在经济金融统计中，在统计一国金融资产总量时是将货币型金融资产与非货币型金融资产简单相加，这加出来的数字到底是什么？它表明什么？要告诉人们什么？我认为，这更多地是误导与模糊。货币型金融资产与非货币型金融资产二者同质，是指二者同属金融系统这一大族类，即二者均以信用为其存在与运行的基础。

信用是什么？信用是经济人履行经济性契约的承诺与能力，简而言之，即履约的承诺与能力。承诺是要因与前提，能力是基础与保证，履约是行动是核心。有承诺而无能力，无法履约；有实力而无承诺，无须履约；有承诺有能力而无履约的诚意与行动，谓之恶意违约践约。即使是非恶意违约践约，就其信用本质而言也包含很大的风险，而恶意违约践约则包含更大风险，更不要说此两大族类的虚拟性程度不同，价格或价值的波动幅度与影响因素不同，因而价格或价值总量的确定性或不确定性就更不同了。二者既是同质的，更是不同质的。二者是同质的，所以存在某种比较的可能性；二者更是不同质的，所以不能简单相加。如果要相加，那么至少要经过技术处理与换算，加一个“权重”，将非货币型金融资产转换成货币型金融资产，犹如在货币供应量计算中，定期存款与储蓄存款最终要加权换算为活期存款一样。

4、质疑传统金融理论并呼吁推进现代金融理论研究

我对传统金融与现代金融的差异与本质研究得愈深，对原有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与统计方式的疑虑就愈加深重，提出质疑、欲公开发表以引起更多关注与争论的冲动就更加强烈。这些想法与看法同百年来传统的、主流的、风行的、被不假思索地承认与使用的这一切，均有很大的不同。这使我更为严肃、认真与执著地展开深度研究，而没有丝毫动摇与退缩。

上面的研究与讨论，是侧重从理论与思辨的层面上进行的，但丝毫不是腾云驾雾、凭空想象、虚幻虚拟的，而是扎根于客观存在、客观事实与客观实际的，我的目的在于以创新的金融理论指导、而非误导经济金融实践乃至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习惯的势力是巨大的，思维的惯性、历史的惯性与路径的依赖性是持久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和相当的程度上都将依然故我，不会立刻改变，诚如黑格尔说的“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改变将是困难的，但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我确信，现实终将在学者们自主自觉的努力中有所改变。基于此种认识，我进一步提出了如下一系列看法：

首先，人们要从理论与认识上自觉地、严格地和准确地将企业融资同社会融资、国内融资同国际融资这些不同口径的融资主体区分开来；将银行信贷间接融资同金融市场直接融资这些不同的融资方式区别开来；将货币型金融产品或资产同非货币型金融产品或资产，将具有一定虚拟性的货币型金融资产同虚拟的金融资产、虚拟的再虚拟金融资产以及多虚拟的金融资产等非货币型金融资产这些不同质的金融资产形式区别开来。

其次，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约定俗成的、理所当然的和顺理成章的某些理论模型、统计指标和计算公式不再坚信不疑，继而提出质疑，而后进行思索与研究。例如，对戈德史密斯提出的衡量一个经济体金融发达程度的指标，如金融相关率，即一国金融资产总量（货币型金融资产+非货币型金融资产）/GDP等一类的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准确性、可行性和可比性提出质疑；对一国或世界各国习惯上将货币型金融资产同非货币型金融资产简单相加，进而进行各种横向或纵向比较的科学性与可比性提出质疑。

再次，重新审视被炒得火热的似乎是已成定律或定论的诸如直接融资快于大于优于间接融资、金融市场主导型优于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的判断、观点或理论的准确性与科学性，用笔者的术语来描述就是重新审视“金融倾斜及其逆转”的问题。值得重新审视的不是“金融倾斜”，而是“金融倾斜的逆转”。可以这样讲，假如是从企业融资的角度讲，那么至今乃至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都将长期呈现“金融倾斜”的态势；若从全社会金融市场直接融资的角度讲，那么过去二三十年乃至今后，它将长期呈现快速或高速增长的态势。但“金融倾斜及其逆转”是否已经或将会普遍呈现，则要比以前谨慎得多了，“金融倾斜逆转”的速度与程度都远不如过去二三十年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或统计的那么高。只有在高度发达和高度开放而且其货币曾经是或现在仍是国际主导货币、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英美等国特别是美国，“金融倾斜逆转”的态势、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才已经或将会是明显的。

最后，考虑到非货币型金融资产或产品是虚拟的金融资产或产品，不仅其“质”是虚拟的，即是设定的和远离实质经济的，而且其“量”也是虚拟的、设定的和想象的，充其量也只是可能的而远非现实的，远不是真实的和实在的。在实践上，可以考虑将金融资产划分为有一定虚拟性的货币型金融资产和虚拟的非货币型金融资产两大类，分别观察与统计；而后一类又可以细分为“虚拟的金融资产”（如证券）、“再虚拟的金融资产”（如期货期权）和“多重虚拟金融资产”（如指数期货期权等）三个层次。上述两大族类四个层级的金融资产从左到右一个比一个虚拟度更高，离实质经济更远，价格波动幅度更大，自我扩张性更强，可控性更小，风险性更大。

（二）强调金融结构变化的历史经验，警示当代中国及世界金融界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外媒体曾爆出一条令人惊异的消息，国内媒体也大加报道，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也都在晚间黄金时段的新闻报道中重点加以报道，标题就是“日本的资产总量超过美国”。这个标题一听就惊世骇俗，说是日本的资产总量（金融资产+实物资产）是43万亿美元，美国的资产总量是38万亿美元，“有人估计把日本东京卖了，就可以购买整个美国”。这有悖于常识、常理及日美两国的常情！但国家权威媒体的重点报道的结果，却使百姓不能也不敢不信。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天大笑话的这个国际玩笑，在当年却果真发生过，社会各界也严肃对待过、广为传播过、被其持续影响过，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1980年代中后期正是视“亚洲四小龙”、特别是日本为神圣而高不可攀之物之时，也正是日本经济金融高度泡沫化、房地产和股票价格如飞上涨和日本经济金融界迅猛向外扩张从而逐渐导致国内“空壳化”之时，正是日本人创造人类“奇迹”之时，对它的仰慕与仰视正方兴未艾，上述消息与说法也着实令人可信，不能不信。但也不能全信，笔者便是不信神、不怕鬼和不信上述天方夜谭的人群中的一个。非但不信、不听邪，还从那时开始，在给每届研究生的专业课授课中，特意增加了一个小专题，即“如何准确观察与估价美国和日本”。我与金融结构相关的诸多理论思考与质疑，便是以这件事为诱因而开始的。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日本的融资结构变迁处在长期的金融倾斜的状态，这一时期金融倾斜度经历了从上下波动到稳定下降的发展过程，但其共同特征仍是不同程度地向间接金融倾斜；而伴随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在1987年到1989年这三年的时间里，日本的金融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出现了短暂的逆向金融倾斜，即发生了金融倾斜逆转；1990年代初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该国的金融倾斜又从逆向倾斜回归到正向倾斜。从传统的观察视角和统计方法看，日本的逆向金融倾斜出现得很晚，持续的时间异常短暂。非货币型金融资产迅速膨胀、信贷膨胀、房地产价格飞涨就会导致经济金融泡沫化，以及名义资产而不是实质资产恶性膨胀的结果。从技术上讲，就是用飞涨的股票价格乘以股票存量，和用东京一平方米的最高地价乘以东京的面积这种传统的、主流的人们都普遍相信的、像变戏法一样的统计方法计算的结果。然而纸上富贵毕竟好景难长，90年代初日本的泡沫经济金融迅速破灭，从此陷入危机，十多年走不出困境，又创造了近现代国际金融危机史上时间最长和恶果尤深之奇迹！这一生动事例，正是我前述长期种种理论思考与质疑在实践上的强而有力的佐证。

短短三四年的金融倾斜逆转是怎么出现的呢？不就是由泡沫经济、泡沫金融导致的人为炒作的非货币型金融资产人为急剧膨胀扩张的恶性结果吗？不就是暴露了传统研究视角和统计方法的弊端吗？不就表明这种短暂的金融倾斜逆转完全是人为的、技术性的而不是量性与质性发展相统一的实质性的发展吗？不就是人类自身玩数学游戏和统计工具而自欺欺人的结果吗？人们不应忘记，不管人们施加怎样巨大的干预或影响，金融结构变迁仍然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演进过程，规律可以被发现或认识，但不能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被创造或消灭。规律是客观的，违反规律必受惩罚，惩罚是规律客观性的表现与反映。惩罚果然来了，随着其泡沫经济金融的破灭，短命的金融倾斜逆转结束了，终又依客观条件与环境，以其自身的发展逻辑回归到金融倾斜的状态，接着是陷入长达十余年之久的罕见的深重危机之中，难道这种惩罚还不够严厉吗？

（三）从金融总体效应到金融功能观的演进

1、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金融功能问题的初步研究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专著《比较银行学》中，最早提出与讨论了“金融功能”问题，当时使用了“总体效应”的概念，并以此作为《比较银行学》的研究对象——金融体制的九大构成要素之一。书中指出，金融体系的总体效应“是指一国银行（金融）体系的总体效率和构成要素间的协调的吻合度”，具体包括：

作为九大金融相关要素有机构成部分的“总体效应”，强调了金融体系整体对经济与社会的总体相协调、适应、吻合、功能、效率与效益。当时还未来得及更为详尽地展开，并且也未能更进一步区分功能及功能的重要衡量标准金融效率与效益二者的区别与联系。在《比较银行学》最后一章的“金融理论的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一节中我又进一步专门立题，提出了金融渗透功能的深刻广泛性和它日益脱离实体经济的独立性问题。

2、对金融功能的进一步研究及金融功能观视角

90年代中后期在对于金融资源学说的研究中，我又将“金融功能”列为功能性高层金融资源，并重点论证了金融功能性资源的客观性、稳定性和稀缺性，强调了它比前两个层次的金融资源（核心性货币资源、基础性实体资源——金融组织、工具、制度、法规与人才等）更客观，更易于整体观察与把握，更少人为干预的可能，更难能、更难成、更难得因而更稀缺。2002年以来，笔者进一步明确提出金融功能的四大本质性特征——客观性、稳定性、稀缺性和层次性，并阐述了对金融功能的研究（即金融功能观视角，或从功能的角度观察研究金融）较之以往以金融组织（机构与市场）为主的研究视角所特别具有的两大优势：

3、金融功能的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

我和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谭庆华共同推进了对金融功能的演进与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货币的功能便利促进价值运动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及风险规避，进而扩展到金融的功能，将金融的功能划分为基础功能（服务功能与中介功能）、主导功能（包括核心功能即资源配置功能和扩展功能、经济调节功能和风险规避功能）、派生或衍生性功能（包括资产重组、公司治理、资源再配置、财富再分配、信息生产与分配、风险分散等功能）三大层次，并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功能演进，金融功能的演进即金融发展”的理论观点。

（四）从金融结构与金融功能理论到金融发展理论与发展金融学

金融结构是一个多角度、多层次的复杂性概念。迄今为止，人们除了从金融结构与金融工具的相互关系及量的比例的角度研究金融结构之外，还从更多的方面进行研究。例如：从间接金融与直接金融的角度研究融资方式结构；从银行主导与市场主导的角度研究融资主体结构；从金融功能演进的角度研究金融结构；既从经济货币化与经济金融化的角度研究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结构，也从金融结构变迁与金融发展的角度研究二者的互动关系结构；等等。简而言之，即研究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上述种种理论传统上称为金融发展理论，隶属于发展经济学。

从2001年开始，我在给硕士与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课授课以及全国性、专业性学术会议和大专院校的学术报告中，提出与论证了建立发展金融学的有关问题，并且于2003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研讨会上，正式提出研究与建立发展金融学的建议，得到同行学者的热烈回应与积极响应。

从传统金融到现代金融、货币经济到金融经济、“中介金融”到核心主导“主体金融”、国别的相对封闭的局部金融到高度开放的高度流动的真正的全球金融的演进一天天深化，和金融成为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核心性、战略性要素的新形势下，金融发展理论隶属于一般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局面必须改变，金融发展理论从发展经济学中分离与独立开来、建立发展金融学的条件与时机已经成熟。

发展金融学研究金融是什么？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怎样的？它既研究金融本质的演进及发展，也研究与此相关的经济发展的科学。但它既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一般，也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一般，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影响，即二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而金融功能就是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或桥梁。

在最近几年的讲课和学术报告中，我提出“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观。从时间上讲，发展金融学既研究发展金融学的过去与现在，也研究它的未来；从空间上讲，它既研究发达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也研究转轨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既研究发展金融学的理论，也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实践；既从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也从金融的本质演进与金融经济互动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既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正效应、正功能，也研究二者关系的负效应、负功能。

金融正向功能的研究不言而喻，金融负面功能的研究绝对不可或缺，传统经济金融理论将功能定位在正向功能，而将负向功能排除在外，或在“负面影响”项下讨论，我以为这种人为的刻意排除或割裂是不妥当的和不必要的，尤其对于金融与经济一类问题的研究更是如此，甚至于有时有些方面，例如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研究还构成金融学或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有更强的政策含义与社会影响。

发展金融学以金融本质演进基础上的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即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其研究的归宿。这样，发展金融学就突出了功能的演进，突出了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发展。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仅仅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发展金融学的建立与发展有赖于国内外同行的共同努力，而不是某一两个人，正可谓“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参与便是成功，失利未必不利。

不断地观察与思考，不断地修正与否定，否定过时的、陈旧的观点，也否定自己。多年前，我在为中山大学和辽宁大学的金融学博士研究生讲授金融经济学和金融发展理论的过程中，又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和自己的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整合，并公开呼吁将金融发展理论从发展经济学中分离独立开来，建立发展金融学，并将政策性金融和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整合在发展金融学的统一框架内，前者构成发展金融学的重要和独特的部分，后者则构成发展金融学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包含九大要素的金融体制的研究框架及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和纵横交错、动静态结合的研究方法，则构成其研究的特色与风格而融入其中。在关于发展金融学的初步研究中，我提出发展金融学以金融本质演进基础上的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即金融功能的扩张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其研究的归宿。这样，发展金融学就突出了金融功能的演进，突出了金融与经济的互动发展，而将对众多的金融相关要素（例如金融结构）的演进研究都对准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有关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说的研究与论述，集中体现于《比较银行学》的绪论，《百年金融的历史变迁》、《论金融可持续发展》、《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我对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历程》（下文简称《历程》）等专著与文章中。

（一）来自社会的、专业学术界的肯定并获奖

2010年11月，在庆祝武汉大学《经济评论》杂志创刊三十周年暨经济学科发展与经济理论刊物发展论坛上，公布了评审委员会评出的八篇优秀论文，其评价指标体系包括选题的思想性、理论的创新性、深刻性及文章被引用的次数等方面。我的《历程》一文，就是八篇优秀论文之一。这个评价不是官方的，而是非官方的、专业性很强的、严肃严谨的学术评审的结果。这可以说是对我提出的“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说”的一次外部的、客观的专业评审与肯定。我本人以获奖论文作者与特约嘉宾的双重身份与会，并在大会上做了以“中国经济学理论工作者与学术期刊的神圣使命”为题的讲演。

（二）来自资深国际金融学家的充分肯定

我国著名资深国际金融学家、两次获得美国富布赖特基金的陈家盛老先生对笔者的研究成果予以充分肯定。2004年陈家盛先生为《生产力研究》杂志撰文，高度评价了我在金融发展理论或发展金融学领域所做的突出工作：“（1）从融资方式结构入手研究金融结构，并从历史与动态的角度提出‘金融倾斜及其逆转’的理论（1989—1998）。（2）修正、补充与发展了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提出了‘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观，并提出了金融结构变迁并不必然就是金融发展，只有质性发展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并以质性发展为主的金融结构变迁才是金融发展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观（1998—2004）。（3）创立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将传统金融发展理论推向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1998）。（4）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金融功能理论进行了独立的深入研究，并有新的发展与成果。首次论证了金融功能的客观性、稳定性、稀缺性与层次性特征；强调了从金融功能的视角研究金融较之以往以金融组织（机构与市场）为主的研究视角的两大优势，即一是有更大的客观性，也更接近于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与目标，二是其自动出清与扣除的净结果的相对准确性（1989，1998—2004）；提出了‘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就是金融发展并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2004）。（5）在国内外开创了政策性金融理论研究的先河，并扩展与丰富了金融发展理论或发展金融学的研究领域（1989—2004）。（6）提出并积极倡导发展金融学的建立与研究（1999—2004）。”

可以说，我在金融发展理论或发展金融学方面的研究，从时间上讲，要比西方学者更早些（例如对于金融功能与融资结构的研究）；从内容上讲，一些方面（如金融结构演进与金融发展、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要比西方学者更深刻、更客观、更丰富些，在政策性金融研究方面更是填补了国际上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作为一位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在研究条件、信息掌握、研究手段和研究环境等方面与西方学者有很大差距的条件下，能与西方学者站在大体相同（或更早）的起跑线上，取得至少不逊于（或更好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作为东方学者、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是可以欣慰与自豪的。当然，这一研究仍然是初步的，还需要后来者不断将这一进程推向更深入更宽广的领域。

先哲马克思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要更难。”我在过去三四十年来对国内外金融结构变迁与金融发展问题，以及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问题从不同视角、不同层面所进行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