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元月1日，德国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开创者乌尔里希·贝克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吉登斯在悼文中称贝克为“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在本文中，笔者拟以第二现代性、反思性、社会理性与“亚政治”、世界主义四个关键词来简要评述其风险社会理论。
在德国社会学家群星谱中，风险社会理论的开创者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堪称异类。他不像哈贝马斯、卢曼那样钟情于黑格尔式宏大理论体系的构建，亦不似他们及韦伯、滕尼斯、齐美尔、桑巴特等那样广泛涉猎社会学不同题域，并阐发了足以扩充“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模式或理论范式，而是以更具问题导向性和经验针对性的理论建构长期耕耘于风险社会领域，并同样赢得了世界性声誉。2015年元月1日，贝克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在发表于《南德意志报》、题为《对未来非凡的洞察力》的悼文中，吉登斯称贝克为“他那一代人中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在本文中，笔者拟以四个关键词来简要评述其风险社会理论。
正如《风险社会》一书的副标题“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所提示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其实是一种现代性理论。不过，贝克所关注的是后来与吉登斯一道阐发的“第二现代性”。如同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概念一样，贝克的“风险社会”其实是对贝尔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另一种质性把握。在他看来，风险社会相对于工业社会至少呈现出如下新特征：
其一，风险社会的风险是不可控制的。尽管工业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但“在进步乐观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否认一切风险”。在后工业的风险社会，“风险意识已被普遍接受，因此进步意识原则上已被打破”，风险为我们每个人所感知，而且越来愈不可控制——这种不受控制的风险社会正是贝克风险社会理论的论述对象。
其二，财富生产/分配与风险/分配生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在工业社会中，财富生产/分配的逻辑支配着风险生产/分配的逻辑；在风险社会中，风险生产/分配的逻辑代替了财富生产/分配的逻辑成为社会分层和政治分化的基准。贝克指出：工业社会的推动力可以概括为：我饿！风险社会的驱动力则可以概括为：我怕！
其三，风险平等性的背后掩藏着新的不平等。风险社会的风险分配大致遵循着平等的原则（即“贫困是等级制的，化学烟雾是民主的”），但是这种平等的背后并不能遮蔽因风险而产生的新的不平等。由于风险的分配和增长，某些人比其他人受到更多的影响，社会风险地位应运而生。同时，风险也产生了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其次是工业化国家间的不平等。正如贝克所言，“世界范围内的平等的风险状况不会掩盖那些风险造成的苦痛中新的社会不平等。这些不平等特别集中地表现在那些风险地位和阶级地位相互交叠的地方——这同时也是国际范围内发生的。”
同吉登斯一样，贝克不仅将风险社会视为第一现代性所导致的“现代性后果”，它还蕴含着超越第一现代性的可能性，这就指向了他所谓的“反思性的现代性”，即一种“既远离后现代性又超越古典现代性”的方案。在贝克看来，所谓反思性的现代性，即“创造性地（自我）毁灭真正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在这里，“工业社会变化悄无声息地在未经计划的情况下紧随着正常、自主的现代化过程而来，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完好无损，这种社会变化意味着现代性的激进化，这种激进化打破了工业社会的前提并开辟了通向另一种现代性的道路”。因此，“如果说简单（或正统）现代化归根到底意味着由工业社会形态对传统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重新嵌合，那么反思性现代化意味着由另一种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首先进行抽离、接着进行创新嵌合”。在贝克那里，现代性的反思性“以一种既非人们意愿，亦非人们预期的方式，暗中削弱着第一现代性的根基，并改变着它的参照标准”，最终达致与风险社会相适应的第二现代性。
“关于风险，不存在什么专家。”贝克的这一断言宣告了风险社会中科学对理性之垄断的终结；相应地，社会理性，即由市民社会中的“亚政治”所驱动的社会运动在界定风险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挑战着专家在风险界定方面的权威。在工业社会，“风险成为现代性自我政治化的动力”，政治系统是回应风险的主要行动主体；但在风险社会中，政治的概念、地位和媒介都发生了变化，“亚政治”这一政治形态开始出现。正如尼格尔·多德指出的：“在政治层面，对风险的定义和计算是由对抗性利益群体和受影响党派来进行的。而且，它被逐渐委托于可绕过民主程序或对之预先占有的专家，并产生了技术政治组织——贝克称之为亚政治。”在工业社会，政治领域的核心原则是在代议制民主（政党、议会等）中的公民参与，政治权力的运用遵循着合法性原则和权力/统治只有被统治者的同意才能实施的原则。但为了应对风险知识的专业性，风险社会的政治发生了变化：“塑造社会的决策能力只有一部分被汇集在政治体系里并服务于代议制民主的原则。另一部分则摆脱了公共监督和证明的规则，并转移到企业投资的自由和科学研究的自由。”如此，“现在结构社会的潜力就从政治系统转移到科学、技术和经济现代化的亚政治系统中”，原有政治系统的功能随之丧失。这其实使得风险界定呈现为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争夺话语权的互动结构：一方面，“技术统治”全面兴起，即“政治机构只是去执行科学专家的意见”；另一方面，亚政治，即“以社团形式组织的影响团体的兴起”。
贝克后期致力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风险社会”的研究，提出了与“世界主义”相关的一系列概念，如“世界主义化”、“世界主义观点”、“世界主义时刻”、“世界主义批判理论”、“世界主义社会学”、“社会科学世界主义”等，其中最核心的是“方法论的世界主义”。但如果我们把“世界主义”视为他的一种人文关怀，既误解其本意，亦低估其学术抱负。
当代殿堂级的社会理论家大都在三种学术传统中进行“知识增量”意义上的理论创新。除了马克思所开创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以外，他们多在涂尔干所开启的结构主义传统（观察者视角）和韦伯所奠基的行动理论传统（参与者视角）中做调和性或推进性的工作。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试图整合上述三种传统，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试图调和结构主义与行动理论——即结构与行动者/施为者——之间的张力，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接续的则是结构主义传统。用贝克的话说，他们都遵循了“科学理性”的原则，即在认祖归宗于相关学术传统的前提下进行理论创新。贝克的抱负似乎更大，因为他在很大程度超越了科学理性的原则，并代之以社会理性，即从风险社会的现实挑战出发试图超越“方法论的国家主义”——质言之，他其实试图超越沃勒斯坦所界定的那种把“国家”视为前设性分析单位的现代社会科学传统。所谓的“方法论的世界主义”，正蕴含着这样的理论抱负。 
贝克写道：“想当然的民族国家参照框架——我所谓的‘方法论性的国家主义’——阻碍了社会科学对世界风险社会之动态和矛盾心态（即各种机遇和反讽）的理解和分析。”“我们正处于其基础在过去百年中得以构想和发展起来的社会学的轮替过程中。社会学的第一个百年已经结束了。在现在开始的通往第二个百年的途中，社会学想象和研究的空间必须被进一步拓展和重新界定，也就是拓展为世界主义格局。”贝克构想的“世界主义社会学”，首先有别于“民族国家社会学”，即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基础上，并将“国内和国际、我们和他者、内部和外部”作为社会分析之本体论预设的社会学视角。它也不同于“普世主义社会学”，因为它“不从抽象事物（这些抽象事物往往从欧洲的历史经验和背景中推演出来，比如‘社会’、‘世界社会’、‘世界体系’、‘自主的个体’等）出发”。不无遗憾的是，尽管贝克已经出版了多部关于世界主义的论著，甚至还于2012年获得了欧盟研究理事会高达250万欧元的研究资助，试图基于东亚（中日韩）和欧洲大都市间的相互连接性探讨“正在浮现的气候灾难及其所预期的政治和社会反响是否以及如何催生新的‘风险共同体’”，但从已呈现的成果来看，其“世界主义社会学”目前其实仍处于构想和呼吁阶段，远未臻成熟。这固然与贝克的溘然而逝有关，但亦指向了他的理论限度：在全球政治秩序和治理结构不发生“后威斯特伐利亚”性根本转变的条件下，何以仅靠视角的转换回应“去在地化”、不可计算、不可赔偿的全球性风险？在市民社会尚未摆脱政治国家监护的大量非西方国家，如何靠他所寄予厚望的“全球亚政治”应对世界风险社会？这就指向了全球政治秩序的重构和非西方国家现代政治秩序的建构，而它们属于贝克不甚擅长的政治理论领域或不太熟悉的非西方国家的风险治理问题。因此，这不得不说是其理论局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