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语

李鸿章曾言， “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百余年过去了，我们在玩味李鸿章这句话时，仍然心中有所感觉，是不是低估了这句话的含义。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已经高速发展，但依然面临着一些问题，是生产力水平还不够高吗？中美贸易冲突仅如国内大部分人解读的那样，仅是利益之争么？近四十年的交流和我们自己的发展经验又为这种冲突提供了什么解决方法呢？本文从传统和变局出发，试图从文化和文明冲突的角度找到答案。

如何理解，李鸿章所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先后两次，在奏折中说过这句话。

在同治十一年《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说到，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李鸿章上此折，是为了反驳停止福州造船的言论。有大臣对皇帝说，造的轮船不如外国人的好，还会引来“中国威胁论”，为什么还要耗费巨资造轮船呢？把钱省出来干点别的事不好吗？李鸿章反驳说，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曾国藩、左宗棠他们设局造船，就是为了自保，为了国家长久之计。否则，在当前这个数千年都没有出现过的变局之前，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三年后的光绪元年，李鸿章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又提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也许李鸿章当时讲“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是为了说理言事而做的铺垫。时间久远，他当时说的事情已经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句话流传下来，历久弥新，蕴含着莫大的关系。

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局？

传统。三千年来历史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李鸿章讲三千年，大约是准确的。因为三千年来，虽然中国的人文地理经常在变，而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中国人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的基本面，没有大变。

早期文明涤荡、交融，还是有迹可循的。夏起源于中原河洛文化，商起源于泰山附近东夷文化，周起源于陕甘一带姬姓部族。商取代夏，东部文化进驻中原；周取代商，西边文化进驻中原；文明多次融合。三千年前，到西周时，建立起复杂的国家制度，如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井田制，并制周礼。文王、武王和周公等，以血缘、宗法为纽带，将家与国融为一体（家国同构）、政治与伦理融为一体，打造了影响至今的中华文明基石。后经春秋战国陶冶铸炼，贵族渐消，平民日起。秦汉间“天地一大变局”，就是废封建置郡县，取代世袭制的布衣将相之局。到汉武帝时，以农耕为基础，以家庭为本位，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儒家伦理，以及以中央集权为特征皇权政治，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的局面稳定下来。

农耕是基础。

中原是世界上最大的连片宜农区域。早在距今约8000千年前，先民们就进入了以种植业为基本方式的农耕时代，形成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黄淮地区的粟稻混作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需要强调的是，直到工业革命出现以前，人类社会近万年的文明史中，农耕都是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农耕与游牧，两者在生产力上的差别，许倬云先生曾经做过一个计算，一块宜农的土地，种粮食的产出是放牧产出的九倍（按提供热量计算），两者在生产力方面的差异，是巨大的。所以说，历史上，中华帝国或者说中华文明在人类数千年历史上的灿烂光辉，就是强大的农耕生产力支撑的。

汉代已经是精耕农业。汉初休养生息几十年，人口快速增加，中原地区人口压力迅速增加。汉武帝时，中原郡国人口密度已经超过每平方公里一百人，开放的公田，很快就不够分配。人均土地渐少，农户讨生活，势必要在有限的土地上，打出更多的粮食来。于是，精耕农业迅速推广开来。比如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做法，是搜粟都尉赵过推行的代田法，在同一地块上作物种植的田垅隔年代换。这种耕作方法，东北地区至今仍在沿用。几千年来，我国基本的农田耕作工具，如锄、铲、犁等，也没有什么变化。历代粮食平均亩产，北方小麦自西汉到清末，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与精耕农业相适应的，是以地方性自给自足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人口与资源的互动，社会生活的最高水准，就是温饱。事实上，求一温饱，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的奋斗目标。小康，是几千年来的梦想。

在精耕农业生产方式下，中原地区能够养活的人口上限，大约在一亿左右。清朝乾隆时期，玉米传入中国，适宜耕种的土地和粮食单产大增，中国的人口数量，也迅速地从一亿左右上升为四亿左右。

家庭是本位。

农耕生产方式下，小农依附在土地上，以家庭为单位，一家人生产生活都在一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财产归家庭共有，家庭成员个体一般没有私有财产，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养家的责任，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依赖家庭养活的权利。家庭组织，是中国社会，生产生活上的基本单位，几千年来，未曾变化。

家以及家的隐喻，是中华文明的基石，是中华文明圈子里，社会关系的基准。这是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显著不同的地方。华人的社会基础，建立在以血缘结合的亲缘团体，家庭的基础之上的。家庭关系，是华人社会关系的基准。毫不夸张地说，华人对社会的认知，大多都可以复原为家庭关系。中国人适应环境的标志，就是产生家的认同。同一个地方的乡亲在一起久了，就成为一家人。一个单位、一个地区，对外都以一家人相称。甚至全体炎黄子孙，华夏民族，对外都以同胞相称。这些既是社会关系，也是坚守的文化。他们常常会在新的环境里，迅速地参照家的秩序，复制出仿家庭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为“弟兄”，关系再进一步成为“铁哥们儿”。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大家是有饭同饱，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是有话不说，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人，知错不言，知错不究，以维护关系和情面。

儒家伦理是纽带。

深入到中国人骨髓的，是儒家的伦理纲常。

起源于家庭生活实践的儒家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织就中华社会关系的网络。五伦中，父子、兄弟、夫妇这三种都是家庭关系，朋友关系也是类亲缘的，只有君臣一伦，属于社会，属于国家。所以，中国人，在行事原则上，先私后公的选择顺序，非常明显。儒家经典，《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顺序也是明显的。中国人的心目中，由自己到家庭，由家庭到家族，由家族到同乡，由同乡到一个国家认同，这样的一个认识世界和行事的顺序，就是中国人的天理。《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然后有礼义。中国人的观念里，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互为表理，以至于家国同构。

皇权政治。

家天下还有一种解释，即天下是皇帝一家的，天下是皇帝的私产。皇权政治以一家一姓之统治，摧抑整个民族的活力，价值得不到尊重，正义得不到伸张，人性不能舒展。民族久受其害，不能发展。极端情况下，从皇帝到大臣，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制度的牺牲品，遭殃受祸。民众的生活常态，就是欲稳做奴才而不得。    

所谓中华文明，或者说传统，或者说数千年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局面，就是小农经济，家庭组织，儒家伦理和皇权政治，几位一体。

儒家在方法论上讲求推己及人，由自己到家庭，由家庭到国家，再到天下。中国人的天下意识，儒家文化视野里的天下，实质上就是家庭观念在外延上的拓展。在中国人心中，华夏是天下的中心，文明从中心向四周，呈圈状梯次递减，就像落入水面的石子荡起的波纹。中心是华夏，周边是四夷，治理天下就是要以华夏化狄夷，最后天下一家。不得不说，天下观和天朝意识，是中国历史上虚骄的自欺。从西周到汉代，农耕文明生产力相对发达，天下观，有比较具体的意义。到唐朝时，天子已经是中国皇帝与可汗双重身份，已经与纯粹的天下观有所不同。宋代以下，中国与多国打交道甚多，上下已经明白，中国已经是多国多文化体制中的一员，自诩自己身居天下之中，只能是自欺欺人。明朝朱元璋和朱棣曾经做过家天下的努力，没支撑几年，财力不支，就歇息了，将国门关了起来。晚清时分，天下体系彻底破产之后，天朝观念仍在，晚清有为大臣们日思夜想的，就是通过他们的努力，恢复理想中的天下秩序。其实，近代中国，很多汉族仁人志士的强国梦想，就是天下观的死灰复燃。中国稍有能力，有些人就会按捺不住，要做人家的家长，期盼万国来朝。

家长意识，等级观念，圈子文化，儒家文化具有天然的自封闭倾向。集体主义、集权政治是我们民族文化中自有的东西，这些东西很容易漫延生长，窒息民族和社会的活力。历史上的经验表明，闭关锁国，结果就是窝里斗，自己消灭自己，王朝自己把自己做死。 

具体到个人，华人习惯于以传统经验习俗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讲求实用，不好事理。能用即可，不提倡追究事物本身背后的逻辑和道理。滋生的是经验的、感性的思维方式，潜意识里反规则，反理性，反逻辑。小农意识，熟人社会，多虑近而少虑远，重近事轻远事，重亲情轻理法。一方面坐井观天，盲目自大，具有以我为中心的圈子意识，本能地抗拒鄙视一切血缘、地缘以外的人与事。另一方面他们崇拜和恐惧任何可以主宰他们命运的力量，诸如灾异、祖先、皇帝。形成狭隘、偏执、逆来顺受、不思进取、小富则安的文化心理。

我们再来看看，历史上所谓的变局。三千年来的变局，大概是个什么样子呢？

所谓变局，是指稳定的局面受到冲击而引发的变动。历史上，王朝内部主动的改革，即便成功，也是在控制之内。没有成功的，自然就谈不上变局。引发变局的，都是来自内部或外部敌人的冲击。

内部的冲击，大多是源于生存压力。整体上的生存压力来自两个方面：天灾和所谓的内卷化。

古代社会的治乱循环、朝代更替，历史学家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冲突，其实这些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的诱因，就是农业收成。如果气候变化使农业的产量大幅降低，大量的人口不得不应对生存约束时，一个动荡、残酷的社会变革时期，就会来临。这里面的逻辑是，寒冷，热能输入不足，粮食产量大幅减少，进而是饥饿，进而是动乱，进而是战争，然后，酿成一个变局，一个朝代结束了，另一个朝代开始了。

王莽称帝时，气候冷且干燥，到处是饥荒，成千上万的饥民流离失所，农民起义最终推翻了王莽统治。东汉后期（3世纪）出现了一个寒冷趋势，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游牧民族入侵并统治中国北方，五胡十六国，这也是中国北部和周边游牧民族世居地气候急剧恶化，他们需要南下讨生活的结果。有人统计，从公元850年唐朝末期，到清朝灭亡的一千多年之中，所有的7次全国范围的大动乱，都发生在寒冷期。唐末的王仙芝和黄巢农民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都发生在寒冷期。1806年至1912年是一个长达106年的寒冷期，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有，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清朝灭亡，民国初立。 统计资料表明，气温变化，特别是寒冷时期，与战争数量、战争频率、社会大动乱和朝代更替，高度吻合。

此外，人口增长也会带来生存压力。美国有一个加州学派，对中原农耕文明演化，有个“内卷化”的说法。指的是，中国历史上人口膨胀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天下大乱，只有通过战争，大屠杀解决过多人口问题。战争结束后休养生息，人口慢慢恢复，然后达到极限，再通过血腥战争解决。所谓历史周期率、朝代更替，背后其实是农耕文明生产力的极限，土地上的产出养活不了太多的人口。此外，由于人口多，劳动力便宜，社会上也没有利用技术改进节约劳动力的必要，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这些事情，便没有内生于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可能。所以，中国历史上，或者说中国的历史，多是自我复制，汉代的事情，到清代仍在继续发生，甚至一代不如一代。

外部冲击，主要是来自游牧民族的冲击。

历史上，长城以北以游牧文明为主，中原地带以农耕文明为主，长时间并存。并存就有冲突，冲突就要决胜负。数千年来，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生产力，抵御、消融了历史上一次次来自北方草原游牧部落的冲击，如商朝时的土方、鬼方，西周时的犬戎，秦汉时的匈奴、鲜卑，以及后来的乌桓、契丹、突厥、党项等等。元、清朝代，外族入主中原。但是，中原数千年积淀的农耕文明深厚基础，不仅岿然不动，反过来还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

陈寅恪说过，历史上胡汉融合，胡汉之分不在血统，而在文化。“全部北朝史中关于胡汉之问题，实一胡化汉化之问题，而非胡种汉种之问题。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胡人认同华夏文化，就是汉人。事实上，文化附着在生产生活之上，汉人和游牧民族的身份可以依地理条件而转化。一般来讲，游牧民族越过400mm等雨线，就会被农耕文化同化。主要是农耕经济强大的生产力，游牧者安居中原不再受风餐露宿之苦，贪图安逸，自然就与汉人融为一体。农耕民族越过400mm等雨线向北发展，也会逐渐游牧化。因为他们跑到长城以北，想要生存，就必须逐水草而居，必须游牧。游牧生存以后，汉人的生活习俗及文化习惯会逐渐淡化，他们就不是农耕定居的汉人了。

中华文明延续下来，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古老文明传承不灭的民族。其中的原因，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先进的农耕生产力之外，主要的凭依就是家庭和儒家伦理。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时候，战乱频仍，外族入侵，有时连国家都不存在的时候，血亲组织联结成社会，这个社会壮大凝聚民族认同，使文化得以保存，民族得以不散，可达数百年之久，以渡过危机。南北朝时，五胡入侵。逃往南方的人口，以亲缘为组织，开辟新天地，将中华文明带入南方。留在北方的人口，同样也是以亲缘为组织，自保于村落，延续中华文化命脉。社会安定之后，儒生们帮助外来政权治理国家，同化夷邦接受中华文化。历史上，外族入侵，外族的君主，除了蒙元之外，最后都被同化为中国的政权。顾炎武曾说过亡国亡天下之别。外族入侵，国家首先牺牲（灭亡），而保卫文化的任务，就落在家族身上。

不过，固守中原腹地几千年的农耕文明，也在发展变化。每一次文明的冲击的碰撞，特别是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强力扫荡，都在改变中原农耕文明，丰富其内涵。看看我们汉族现在吃的东西、日常用品，很多都是外来的，不是我们祖先原创的。但是，汉文明基本的内涵，农耕、家庭、儒家伦理等，这些都没有变。

晚清之前，内部的和外来的冲击，以及其引发的变局，均没有动摇、没有改变、没有替代传统华夏文明的核心。由于生活附着在土地上，世代不易，生产力水平以及文明早熟，且数千年不变。后人遇事时，习惯于从前人那里找主意，找办法，家长崇拜，祖先崇拜，就是中国人的行为习惯之一。

晚清之变局，有何不同？

李鸿章不是第一个提出晚清面临变局之人。鸦片战争后，第一个将变局形诸文字的是，黄钧宰在《金壶七墨》所言“中外一家，亦古今之变局哉。”1848年，徐继畲在《瀛寰志略》中说到“南洋诸岛...今则胥变为欧罗巴埔头，此古今一大变局。”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朝野人士言及时局的文字中，不约而同地使用“变局”这个词。李鸿章不同的是，在前面加了个“三千年未有”。

在“三千年”之外，李鸿章当年还曾提到一个“百十年来”，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李鸿章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具体背景如何？

自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纪发现绕非洲好望角的欧亚直航道路以后，欧洲人开始自海路来亚洲贸易，时做海盗，时做生意。明朝时，中国在这些人眼里还是惹不起的大帝国，他们以贡船之名，投明帝国所好，行与中国通商贸易之实。康熙解决了台湾问题后，开放海禁，事实上开放了对外贸易。清乾隆21年（1756年），为加强管理，政府仅开放广州为法定惟一通商口岸。十八世纪与中国通商的主要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他们在做生意的过程中，不知中国税则模样，多受勒索，做生意的对手仅限于广州十三行，贸易品类和规模也多受限制，不能尽得贸易之利。一开始，英国人只想用外交的办法改善与中国通商的制度，结果是马嘎尔尼会见乾隆的外交失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大清不愿放弃“天朝统驭万邦”的天下观念，不承认有平等的国家存在。嘉庆二十一年，英国使节拜会清仁宗，竟因跪拜问题遭致驱逐。洋人始知，要与中国建立平等邦交，改善通商制度，和平外交这条路走不通。

道光年间，欧洲自由贸易观念盛行。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国力大增。更重要的是，东印度公司取消后，与中国打交道的交易对手方，变成了英国政府，清廷对此一无所知。后来的鸦片战争就不说了。事实上，鸦片战争，甚至是后来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国人眼里，都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当时签订的南京、望厦、虎门、以及黄埔诸条约，近代史上说是最早的不平等条约，因为里面有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片面最惠国待遇等，说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实证。但道光年间的人，不这么看。他们不反对领事裁判权，他们认为外国人依照外国法律治理外国人，是极合理又省事的。他们不反对协定关税，因为英国人订的关税比以往高，明确税则要省许多事。他们不反对片面最惠国待遇，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还要到外国去。甚至租界，他们也不反对，认为是比华洋杂居更方便、更易管理。至于五口通商，时人也认为很正常，因为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地，除了上海之外，在康熙年间，就曾经是通商的地点。至于上海，小县城一个，根本引不起注意。

当时文人士大夫，对此变局的认识，普遍将时局比做古时候的春秋战国。乐观者盲目虚骄，视中华为周室正统，西方外夷其奈我何。悲观者说中国如不再奋起直追，终不免被世界淘汰。

对此变局的认识，只有“庚申之变”时留在北京善后的皇六子奕 䜣，有所见地。他说，洋人是想大清以邻邦相待，不以属国自居，志在通商，力争体面，非争城夺地而来，实为彼此无欺起见。正是这个奕 䜣，联合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推动了洋务运动。

李鸿章之所以加重语气，视时局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并不是他自觉地突破了盲目虚骄、昧于世界近现代化发展大势的思想观念，而是他是个务实派，认识到中国与列强的差别太大，在列强的挑战面前，表现出的忧惧惊恐使然。

显然，李鸿章所言变局，是指越海而来的洋人，对大清安定团结局面的威胁。数千年来，中国的外敌，都是来自陆地，或东或西，或南或北，无一例外是攻城掠地，血腥杀戮，意图改朝换代。李鸿章所言的变局，是指这些洋人与历史上的外来威胁不同。一是这些洋人是从海上来的，硬闯入的，防不胜防。二是他们来是要求做生意的（或许也有吞并之意）。三是他们虽然也是携带坚船利炮而来，但战争似乎只是辅助手段，不似以往外敌入侵先要刺刀见红。四是这些人虽来处不同，但他们纠结在一起，得罪一处，群起相应。与一处签约，其余趁火打劫，要求“援例”。似乎还有一点差异，即对财物的手段。历史上的敌人只有武力抢夺，越海而来的洋人虽然也有抢掠行为，但主要是立足于交换。以至于慈禧太后误判了形势，祭出先辈们屡试不爽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杀手锏，好像也起不了多大作用。

不管李鸿章说话当时是有心还是无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句话，还是不时地在警醒着近代士人。百余年过去了，我们在玩味李鸿章“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句话时，仍然心中有所感觉，是不是低估了这句话的含义。三千年来，有蒙元、满清入主中原，汉人之国不知亡过几次。按照儒家的理论，亡国亡天下之说，李鸿章之大变局，所指应当是在亡国之上，应该是亡天下级别的变局。是文化，是文明的挑战。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过去三千年，中华民族面临的挑战，都是奔着肉体（财物）来的。而近代来自西方的挑战，却是奔着精神来的。

晚清时分，英美和日俄，对我国的欺凌，本质上是不同的。日俄着眼于抢掠和霸占领土，英美着眼于强加贸易规则于我以期打开中国市场做生意，且英美没有领土诉求。区别是比较明显的。是否可以推论，假设它们得手，对中国来讲，是否可以理解为，面对日俄是亡国，面对欧美是亡天下？

十九世纪鸦片战争，是一种全新的文明，海洋文明叩开了中国的大门。距今180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发现，中原农耕文明像历史上同化北方游牧文明那样，同化外来海洋文明的迹象。反而更多地发觉，有被海洋文明同化的威胁。海洋文明带来的冲击，与历史上北方草原文明的冲击，明显不同。中华帝国可以运用先进的生产力和财富积累能力，俘获主要着眼于财物抢掠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但是，面对海洋文明全新的规则冲击，中华文明还没有找到同化以规则意识为先的西方海洋民族的途径与办法。是生产力不如别人吗？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从积贫积弱的一个农耕为主的国家，已经成功转化为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一个经济大国。物质上，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但是，文明的冲突仍旧还在。此次中美贸易战，国内很多解说，甚至一些官方的解说，均认为是利益之争。如果只是利益问题，金钱就可以赎买不同意见，中美就不会发生贸易战。中美贸易冲突的关键，是规则之争，是价值观的冲突，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场冲突可以理解为鸦片战争以来变局的持续，中国面对的绝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整个西方阵营。

经验与共识。

毫无疑问，当前我们还处于这一变局之中。中西之间文明的冲突和对话，仍旧在继续，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这种冲突有愈加迫切或激烈的表现，不可等闲视之。

百余年中西之间的交流，特别是近四十年的交流和我们自己的发展经验，大概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共识。

一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社会安定。农耕生产方式，提供不了那么多的就业岗位，养活不了13亿人口。老百姓要吃饭，要有工作可干，中国的生产方式，必须是市场经济，现代化的社会化大生产，必须将中国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尝到了甜头，经由市场经济，中国从积贫积弱的一个农耕为主的国家，已经成功转化为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的一个现代化制造大国。几十年间，已经天翻地覆。过去是别人端着枪炮来逼我们与他们做生意，现在是我们千方百计地威逼利诱他们与我们做生意。

二是全面开放。闭关锁国，经济上和文化上，都是死路一条。重要的是开放，打开了国门，让别人进来。历史的经验是，只有对外开放，才有可能改变“内卷化”式的死循环。因为西方海洋文明带来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文明，可以帮助汉族摆脱对农耕方式的单纯依赖，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在物质能力上打破“内卷化”的困境，使这块土地上，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对外开放和生产方式的改变，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就是人口问题。过去我们总是以为，人口过多是压力。面对全球市场以后，我们发现，过多的人口反而成为我们的竞争优势，极其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不开放，人口是压力；开放了，人口是资源优势。仅此，为了让中国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我们也没有理由拒绝开放。回想本世纪初入世时，国内也有很多担忧，担心全面开放，稚嫩的民族工业受到外人冲击。十多年过去了，事实已经证明并非如此。做一个大胆的假设，如果全世界各国同时取消关税，都实行零关税，又能如何。面对全球市场，中国的企业，应该有足够的自信。

欢迎别人走进来，可以帮助改进生产方式，丰富文化，沾便宜的概率大，四十年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些。还有一种开放是走出去。走出去很重要，可以向外输送过剩产能。但是，经验和能力不足，文化准备不足，走出去，步伐太大，吃亏的概率大。

三是工业化和现代化。工业化和现代化是实现强国梦的必由之路。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差距巨大。当年与日本人的战争，就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战争。甲午海战时，虽然大清的实力，超出日本八、九倍，但是，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最后还是轰然倒塌在一个初生的小工业国面前，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又过了几十年的功夫，到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强弱对比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几乎少有还手之力了。农业国与工业国之间的差距之大，超出了想像。所以说，在强敌环伺情况下，如果我们不想吃亏，想战胜强敌，惟一的办法，就是把中国变成一个工业社会，走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冯友兰先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西方是现代文化，中国还是中古文化，一个农业社会的文化底色，还在起主要作用。他还说，由于西方发生了产业革命，西方成为城里人，东方还是乡下。如果乡下不想吃亏，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变成城里人。

中国经济要融入全球，保持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就只有建立现代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现代化一条路可走。经济现代化，实质就是接受并遵循现代市场经济规则。

最大的问题是文化，是传统，是思想意识。

我们可以想象，儒家文化走向世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安土重迁”的儒家文化本质上附着在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不可能走向世界，如果走向世界，那就不是儒家文化了。就像历史上汉人越过400mm等雨线求生存，就游牧化了，不成为汉人了一样。

但是，文化是思想的土壤，思想决定意识，意识是行为的根源。我们很难想像，家长意识、等级观念、圈子文化等，能够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和谐共处。所以说，从国内看，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现代化的生产力水平与传统的思想意识之间的矛盾。从国际上看，中西之间在文化、思想观念和价值观上的鸿沟，也不是利益可以填充得了的。可以说，在经济实力上，中西的距离拉近了许多。但在思想意识上，中西之间的鸿沟，与一百多年前相比，还是差不多。

所有的指向，矛盾的焦点，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如何共处。当前，思想文化领域，表面上多元共存，商业文化虽有普及，但人们思想根子上的文化意识，还是儒家文化、小农意识。

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说，中国已经成功地经历过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面对海洋文明的规则冲击，只能迎面走去。抛开地球去流浪，我们失去的只是枷锁，得到的却是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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