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市场经济，是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的说法。在中国，与之相对应的，有个正式的名字，就是大家熟悉的中国特色市场经济。

中国近40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绩，举世瞩目。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不仅仅是为了恰当的记录过去发生的故事，更是为将来寻找方向，把这个辉煌延续下去。

翻遍中国的历史，曾经有的繁荣盛世，非常稀少。按照张杰老师的说法，上下五千年中大概有近三千年的信史，这三千年中称得上是繁荣盛世的时代，一个是西汉的文景之治，从公元前206年开始，到公元前76年是汉昭帝刚刚即位，大约是130年是繁荣盛世，到底繁荣到什么程度，只能从司马迁的《史记》或班固的《汉书》来管中窥豹。第二个繁荣盛世是从公元618年到公元748年间的盛唐，这130年也是《旧唐书》、《新唐书》史学家记载分析研究的重点。当前极有可能是中国第三个繁荣盛世，如果也按照130年来算，现在刚刚走到一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有机会参与见证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想想就令人激情澎湃。

如何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这种增长是否可以长期持续？站在第三方角度，在科斯等的《变革中国》一书中，或许提供了一些线索。罗纳德•哈里•科斯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大家，他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篇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之中，他创造性地通过提出“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存在的原因以及企业扩展的边界问题。人们至今仍应为他当时的洞察力深感惊奇。科斯尽管没有来到中国，但他长期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并于晚年（2008年和2010年）两次出资举办学术会议，为中国经济献言。科斯在中国经济学界有较大影响力。《变革中国》一书是他与他的助手王宁合著，意图是向世人展现中国市场转型的来龙去脉。立场独立，叙述客观，有说服力。

这本书几年前读过。受张杰老师的启发，现在找出来再读，似有老友重逢的感觉。零星整理一些笔记，供翻阅方便。 

1

在1958年地方分权以前，社会主义中国就存在一些深层的缺陷，如反市场化，限制自由迁徒（户籍），垄断信息传播，反智主义等。原因可能是由革命战争转向和平建设过程中的一些认识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枷锁问题。这些深层缺陷，导致了“大跃进”等灾难的发生。可惜的是，这些深层缺陷，有些似乎还顽固地纠缠于经济和社会体制之中。

2

计划和市场，都不是毛泽东的选项。向来反对集权的毛泽东绝对不会容忍中央计划经济的长期存在，而革命精神伴随一生的伟大领袖，对市场（当时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的抵触更深。毛泽东热衷于垄断精神领域，却诟病行政集权。这或许是一个革命家浪漫的诗人情怀。如果是，也应是传统中国读书人的家国情怀，在某个方面的极致。

3

市场建立在两个基本的假设之上，承认无知和包容不确定性。

市场的关键优势，并不在于我们通常所认识的效率，而在于信息的自由流动。如果要考察一定时期的经济效率，市场很有可能不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市场条件下信息的自由流动，能避免人为的大灾大难。从人类社会的经验知识来看，到目前的制度比较，没有比市场更能长期有效的经济制度。将来到了万物互联社会，信息的传播和获取相对容易了，全社会的信息相对充分了，是否会有更有效的经济制度，现在还不知道。

4

在中国的传统中，特别是改革过程中，人事变化与体制改革同等重要。在中国，如果说制度重要，首先是执行政策的人重要。这就是中国和现实，私人经验总是重要的。

5

书中说，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实际上更倾向于允许党内有不同的声音，而不是希望看到多党制。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多个政党以民主的方式争夺政权的先例，没有。所以说，中国的国情更适合一党执政，如果是一个内部均衡的成熟的政党，中国就有希望重回世界之巅。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这样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究竟做了什么，才能引导这个古老东方大国，推行了几乎不可思议的市场经济转型呢？这首先要从充满治理智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找答案，尽管这份公报对市场一词只字未提。或许，人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次会议是个分水岭，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取得的显著成绩，提升了此次会议的历史意义。因为在当时，人们并没有对经济的市场化做出构想，更谈不上策划。在改革之初就对改革有事先设计的说法，存疑。

还有一个明面上的很容易被忽视的答案，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家对此耳熟能详，却很少有人全面理解这个词本身蕴含的深意。

6

1977年11月，邓小平视察广东，当地官员向他汇报了不断恶化的逃港问题，并建议中央加大边境管控的力量。邓小平当时回答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这个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住的。直到后来，当时的省委书记吴南生调查发现，位于香港的罗芳村（偷渡去的）和一河之隔的深圳罗芳村的村民收入相差100倍，此时他才明白了邓小平的话中之意。也开始赞同邓小平的意见：缩小中国与外面的经济鸿沟。

自古以来，领导人都是中国国家兴衰的主要决定力量。不仅国家如此，国内的一些单位也是一样，一个单位搞不好，可以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肯定是领导不行。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这样，英明的领导人做出了重要而深远的贡献。邓小平著名的“猫论”、“不争论”让共产党重返实践，鼓励人们开始大胆的实验。胡耀邦大力推进思想解放。陈云既是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同时也是重要的制衡力量，保证了经济在“笼子”中运行，没有发生大的乱子。书中提到，华国锋是个开明的领导，在把国家从阶段斗争扭转到经济建设轨道方面，居功至伟。

7

中国是一个大国，治大国如烹小鲜，任何动作都要加倍小心。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辉煌成就，概括地讲，是系统的地方化知识和经验，与政府威权的有机结合。是领导人顺应时代，将民间的自愿协议合法化，并转化为社会制度，才迅速地成就了制度变迁。上下结合，适应了社会变化的需要，缩短了制度变迁的时间，减少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磨擦，成就了辉煌的业绩。

真正有意义的，有突破性的改革，初期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边缘，暗潮涌动。在国家控制最弱的地方，在那些落后的、边缘化的群体，成就了一系列的变革，将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带入经济体制之中，他们不经意地向国人展示了市场的活力，为后来的市场转型埋下了伏笔。农业的变革也是自下而上的，也是边缘革命，最后国家政策承认推广，成功地实现了包产到户。

1980年以后的农业改革（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其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不仅仅是农业产量的迅速提高，更是农村劳动力的意外解放，更是商业和其他企业重返农村。后来的经验证明，农民工和农村市场，是支撑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来源。

受到乡镇政府大力支持的乡镇企业（众多民营企业的前身），成功地将竞争引入到中国经济体制之中。

在城市失业大军的压力之下，明智的“三不政策”（不推崇、不宣传、不禁止），成就了城镇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兴起。

与社会上自发的民间的边缘革命相呼应，国家主动地通过“特区”实验，加速了经济社会转型步伐。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指出，建立特区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使人不由地想起，晚清时的洋务运动，“师夷之长以自强。”不过，特区的实践，也是逐渐从边缘到核心。刚开始时是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1984年开放沿海14个城市，1988年开放海南岛、珠三角、长三角和福建厦门漳州泉州一线，1992年是上海浦东，随后是所有省会城市，2006年是天津滨海…逐渐从沿海到内地,从边缘到核心。

整个八十年代都是令人怀念的年代。虽然不富裕，但每个人、整个社会都充满希望，朝气蓬勃。

8

改革初期，正是坚守社会主义制度，才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凝聚了大多数人的共识，在社会转型时期减少了不必要的动荡和摩擦。通过改革来维护和巩固国有经济，维持了一个稳定有序的经济社会大环境。允许边缘革命的发生，使非国有经济茁壮成长。最终将中国社会带入到一个混合经济体制之中。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企业、居民，各得其所。

9

中国老一辈无产阶段革命家都是信仰坚定，大公无私，从不受既得利益羁绊。这是改革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

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基本上由邓小平和陈云掌控。邓陈二人共同致力于将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二人风格有很大差异。二人没有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分歧主要存在于发展的方式方法层面。与邓小平倡导“思想更解放一些，胆子更大一些，步子更快一些”不同，陈云担心过快的发展会引发经济自身难以承受的问题。与毛泽东时代一人说了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二人的意见不一致有助于维持当时宽松稳定的政治气氛，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成熟。尽管二人想法有异，但仔细观察，二人在方法论层面，又是高度一致的，如陈云讲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与邓小平提倡的实用主义改革精神，实际上是一致的。是炽热的家国情怀，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邓小平和陈云才会走到一起，以实用主义的精神和试验的手段改革中国。这两个人同时出现在改革开放的政治舞台，是中国人民的幸运。这种情况，历史上少有。

陈云是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设计师，是计划经济坚定拥护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论述，是8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改革的指引。陈云还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经济是鸟，计划是笼子。没有笼子，经济这只鸟会失控，而笼子也需要根据鸟的大小来调整其大小。陈云的思想，促进了市场机制和私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合法化，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在经济这只鸟与计划的笼子磨合的过程中，听话的鸟（国营企业）令人失望的表现，逐渐改变了笼子的形状。计划经济逐渐分化到“指令性经济计划”和“指导性经济计划”。这样一来，国营企业中的市场力量迅速增长，笼子中的鸟越来越不安分。关键时候，推崇实用主义和改革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抱着试验的心态，以开明的思想在改革过程中不断学习，不断增强在改革的错误中学习的本领，不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修正自己的观点。1978年的目标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82年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1984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确定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悍！

10

由于初期的改革大多在边际上进行，中国的经济改革通常被称赞为“没有输家的改革”。但是，人们会根据相对地位的变化，来调整其心理状态。在相对意义上，没有输家的改革是不存在的。出现“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现象，不足为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问题只是疥癣之疾，不值一提。

11

现在试着讨论一下关键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是放，是释放利益的力量。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使长期压抑的建设性力量迸发出来，创造了惊人的速度。在这方面，改革开放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主要是利益激励了人的行为。为了更好地发挥利益激励作用，符合逻辑的进一步做法是明晰产权、进一步放开市场竞争（小政府）等。这也是中国所谓的改革派的主流意见。

问题是，利益是思想的奴隶（大卫•休谟）。如果人的思想有波动，行动的目标也会随之变化，对与错的界限也会重置，就连利益的含义，也会做相应调整。对中国独特的文化以及人们的思想状况，经济学者关注的太少（他们似乎不知道，制度变迁受思想和利益双重影响），以至于他们经常错失打开问题之门的钥匙。

中国的文化就不多说了。往大的说，中国人习惯于幻想有一个好的政府，并希望政府为他们当家作主、排忧解难。这与西方人对政府根深蒂固的敌视，有着天壤之别。

人的思想随着时间，有的会改变，有的不会改变。不会改变的，我们称之为先天的文化。会改变的，我们称之为制度。制度不是天生的，是人造的工具。人们为了生存和长治久安，会设计制度蓝图，在复杂环境的实践条件下，会逐渐演化出一个均衡状态，这个均衡状态就会沉淀成制度，用于规范和协调人类活动。有意思的是，一旦制度定型，制度有时会摆脱工具意义，上升到价值层面，成为受这些制度规范的人的符号，成为这类人身份的象征。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象征的意味更浓。社会主义制度，就具有这种象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社会主义的内涵不断在丰富且有所调整，但社会主义旗帜，愈发坚定。

可以观察到，整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更为理性化。表现有二。一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政治讨论中去。与解放后反右运动将中国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社会生产中最珍贵的人力资源扫除殆尽不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实是国家民族之幸。学者参与政治讨论、出谋划策，学者之间不同的观点辩论和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治斗争，就像体育比赛是战争的替代一样。二是强调法治，法律体系的重建。当然，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建设，主要任务是维护政治稳定。这也是了不起的。学者参政与法制建设，成功地维持了政治的稳定，过去曾经将中国政治体制推向崩溃边缘的，分别来自政治权力结构最上层（领导人的鲁莽决定），和来自底层（毛泽东的“大民主”，即政治运动）的两大威胁，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

当然，这一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市场化转型的实践，并没有使共产党的存在变得无关紧要。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成为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复杂体系中重要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不仅是外人，连生于斯长于斯的国人，能理解的又有几个？

12

1980年代末，也许是经济社会周期的原因，中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1988年的通货膨胀，以及1989年的政治风波，直接逆转了改革方向。1989年11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非国有经济增长以及重返价格控制的具体措施。一是乡镇企业将纳入国家计划，二是所有私营企业统统收归国有，三是要以价格控制作为治理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与之相应，1990年代初，关于改革方向和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占居着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

幸运的是，邓小平再次果断出手。在那次著名的南巡讲话中，他明确地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对计划和市场的这种认识，在邓小平之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欧学者就有相关的论述和讨论。中国的经济学家顾准和孙冶方，也在不断地强调社会主义制度应当更多地遵循经济规律。

邓小平是个伟大的政治家。在整个社会为姓社姓资争论的焦头烂额之时，他快刀斩乱麻，把那些无谓的、扰人心神的争论抛到脑后，使整个社会心无旁骛地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再次将国家前进的步伐纳入正常轨道。

此后，中国市场体制转型之路不可逆转。20世纪末，一个相对完整的市场体制开始在中国运转。2001年，中国加入WTO，对内加速市场体制改革，对外加速融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分工。中国经济经历1997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在世界经济体中脱颖而出。当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有望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与中国经济增长实践取得的辉煌成就不协调的是，时至今日，世界三大主要的经济体，美欧日均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的确，按照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国一方面在政治上坚定社会主义方向，另一方面在经济是坚持深化市场改革。两者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我们不能牢守教条而忘记了眼前的一切。中国经济实践取得的空前成功，而指导这一实践过程的，正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充满矛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也许，在将来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会写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章。

13

实践已经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可以共存，而且还取得了令人骄傲的制度绩效。这是事实，不容辩驳的事实。为了增进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了解，我们再费些笔墨，大概回顾一下当时的做法。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终目标。随后，出台了一系列的解除价格管制的决定，将市场上的价格乱象一扫而空。1994年1 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税收制度，以简化税制、税收分成和税收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新税制，将微观经济环境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中分离出来，为中国企业创造了一个富有竞争的微观经济环境。此外，1992年的价格改革和1994年的新税制，迅速统一了全国的市场。

与此同时，以把国营企业变为独立自主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实体为目标的国营企业改革也迅速推开。国企改革最终符合市场逻辑地走到了股份化改造那里。经过20多年的国企改革（抓大放小，搞活搞好），国有企业数量大为减少，但国企的影响力和市场势力，并没有随之减弱的趋势。

市场竞争已经成为常态。特别是产品竞争，在很多领域已经接近充分竞争的水平，与国际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市场并无差异。问题存在于要素市场，特别是金融资源领域，国企的制度优势明显，民营企业难以企及。

14

中国的领导人都是奉行实用主义原则的。他们根据经济指标(经济的绩效表现)来调整、选择经济政策。排除意识形态领域的干扰之后，只有经济增长的表现不好，才是推动深化市场体制改革的动力。

1994年税制改革的一个可能是没有完全预料到的结果是，地方政府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1992年的价格改革和1994年的新税制，迅速推动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体制的建立。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造也促进了人力资源和资本的解放。但这些似乎都是序曲。因为推动本轮经济增长的主角，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动力，直接来源于收入激励和晋升激励。雄心勃勃的地方首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区域竞争之中，竞相招商引资，打造形形色色的工业园区。投资和经济绩效主导了这一切，为了更好的经济表现，各地政府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都尝试适合自身发展的办法。在1994年一直到2010年前后，整个中国似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实验室。优胜者被提拔到更高一级的领导位置上，从而使成功的经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就这样，中国广袤的空间优势，直接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速度优势。我认为，这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关键。至少在那个高速发展的15年，从制度表现来看，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可惜的是，那么多的经济学家，很少有人关注到这一点。不接地气啊。

回首过往，我们既要向确立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邓小平陈云那一辈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致敬，也不要忘记，向数以千万计的勤勉创业的各级政府首长致敬。至少在那15年，中国的地方政府首长，就像一个超级大商人一样，把他们所有能够组织起来的生产要素组织起来，更好地为企业生产所用。一般情况下，市场发达国家，价格和市场信息可以顺利引导生产要素流动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去。但在中国，地方政府以更高的效率填补了市场发育的不足（主要是法律和产权界定的不完善，很多事情还需要政府说了算）。从而实现了市场体制完善与经济高速增长同步进行。这一点，在世界范围内，史无前例。

千万不要影响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因为经济就是民生，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才是硬道理。得人心的、务实的做法，已经被证实是积极有效的做法，就是让地方政府更好地发挥其在组织生产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角色（法律和中介）之前，保护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积极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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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召见国学大师梁漱溟，请教对新中国的建议。梁坚信，建设新中国必须和了解旧中国齐头并进，如果没有对旧中国优势和劣势的彻底了解，新中国将迷失方向，跛足而行。显然，毛泽东没有听从这个建议。

市场也是有生命的，或者说市场也是有机的。我们要对市场保留足够的敬畏。不能胡说八道。哈耶克讲的致命的自负，存在范围事实上比他说的要广泛的多。如果信心爆棚，致命的自负，结果肯定是致命的。对此要有足够的警惕。

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定义来看，中国的市场还是很粗糙的，有许多需要完善之处。但如果我们从现实的经济表现来看，中国的市场似乎不比发达国家的市场逊色多少。这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和我们自己很多经济学者无法理解的。我相信，主流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差异之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奥义所在。

科斯在《变革中国》中称中国活力四射又独一无二的市场经济为中式市场经济。但何谓中式市场经济，他没有回答。或许，他也没有答案。或许，他把答案带去另一个世界，却把问题留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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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来看，中式市场经济，或者我们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至少有以下几个关键的内容：

一是尊重市场。不管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市场都是基础，一切经济行为应当在市场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律行事。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尊重民间的首创精神。在中国，有时只有不借助现有的概念和工具（因为现有的概念和工具，不是太契合中国的现实），才能把问题的真相搞清楚，回到问题的原点，才有可能排除干扰，整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在生存需求面前，无论是利益还是思想，都要退居其次。所以说，社会底层或科斯本书中讲的边缘地带中的人们，为了生存需求而创新出来的制度或经验做法，是充满智慧和最具生命力的制度选择，不能轻易否定，必须认真对待。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就是国家尊重底层社会的边缘革命，如同联产承包、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都是这样出现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在更大的成分上是开明的党和政府“放”的结果，而不仅仅是设计的结果。因为在改革之初，最高领导层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还没有勾画出相应制度蓝图。40年制度变迁的经验是，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提供了政策选择的可行菜单，自上而下的制度认可是其合法化有效途径，上下结合，迅速成就了市场转型的制度变迁。

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凡是认为可能通过理性设计而建成的东西，都是危险的。我们不能自己给自己套上人为设计的枷锁，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所以说，抛开理性的傲慢，尊重民间的首创精神，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

二是实事求是。在中国历史上，实事求是的说法由来已久。“实事求是”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酷爱藏书，脚踏实地，刻苦钻研，很多读书人都愿意和他一起研究。班固的《汉书》替刘德立了“传”，赞扬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意思是说刘德总是在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后，才从中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后来的朱熹提出的“格物致知”，也是这个意思。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将“实事求是”定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

在4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到处闪耀着实事求是的光芒。市场化转型始终，中国都没有想到要放弃社会主义，而像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转向资本主义，我们既要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坚定信仰，也要看到邓小平陈云等领导人都是务实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伟大智慧。邓小平陈云以及后来的领导层，没有接受任何与事实不符的理论，这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使然。

王震在1978年出访英国回来时毫不避讳地说，我看英国搞的不错，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失，社会福利也很好。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体现了一种对共产党的忠诚和直面现实的勇气，正是这种务实的心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克服了自身的困难，转而凝聚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当大家都以为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容的时候，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却把社会主义制度变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市场体制快速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市场化转型中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发展的更加强大的原因所在。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建国以来的经验也是如此，什么时候实事求是坚持的比较好，能够从实际出发，国家就会强盛起来。什么时候脱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坚持空洞的教条，什么时候就会遭遇失败的惩罚。

尊重市场就是实事求是。市场的管理者们，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比市场聪明。能够作为的，只有因势利导。否则，任何不符合市场规律的东西，都会被市场以这样那样你看得到或看不到的方式，找补回来，且无一例外。

三是保持开放。世界历史上的经验证明，只有开放的文明才能持续发展，享有不可限量的未来。只要坚持对外开放，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就是光明一片。因为中国人太勤劳、太聪明了。在别人悠闲地口味生活时，中国大多数精英阶层，还在通宵达旦地工作，中国没有理由超越不了他们。中国人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的传统，太善于自己捆绑自己的手脚了。只要对外开放，外来的制度竞争，会提醒我们一直行进在正确的道路上。

还要对内开放。科斯在《变革中国》一书中讲道，中国的人才正在流向海外，中国日益增加的金融资产盈余与巨大的人才赤字相伴生，这种尴尬的局面，提示了中式市场经济的严重缺陷。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的事实也说明，要想毁掉一个行业，最好的办法是给他政府垄断。中国发展得很好的产业，大多是政府没有眷顾到的。政府雄心勃勃的产业振兴计划，大多无疾而终。从世界的范围来看，不管什么样的社会或者文明，都是在开放、宽容的稳定的环境下繁荣昌盛，都是在思想封闭和政治混乱中消亡。大发展需要大格局。与外来的压力或者外来的先进经验相比，只有本民族内部积极的先进的东西，才是我们更能依靠的东西，才是中华文化的精华所在。事实上，改革开放40年来的成功经验，外来的思想或做法只是一个参照，本土化的制度创新，才是推动市场化转型的主要力量。

此外，政府公开透明的程度，对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因为公开透明的政府是一个有约束的政府。

相信一个开放、宽容、自信和创新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会在不久的将来，给世界带来更大的惊喜。罗伯特•福格尔教授曾经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40年占据全世界经济总量的五分之二。我们无法判断这个预测，但我们相信，中国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事实上也能看到很多限制效率的行为）。

所以说，中式市场经济还在路上。很多东西现在还看不清晰，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世界不会只有欧美一种发展方式。尽管笔者也深信，背后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受到良好训练的经济学家们，偏好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角度观察思考问题。笔者反倒觉得，回到问题的原点，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观察中国经济问题真相的出发点。在中国，盛世也好，乱世也罢，时势之外，就是权力在决定一切。权力才是决定力量，政府也好，市场也好，最终要听权力的。所以说，维持一个尊重市场、实事求是、保持开放的均衡的权力结构，才是中国能否走上繁荣盛世的关键，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