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其内含的要义，就是各经济主体是平等的市场竞争者。民族复兴，民富国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国力的持续增强，需要转变视角，站在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下，立足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创建一个好的制度环境。

企业所有制，就是企业所有权制度。

简单概括，新中国企业所有权制度的演化，是从多元到一元，再从一元到多元的过程。

建国前，1947年12月，中共中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分别是没收封建阶级土地、没收官僚垄断资本以及保护民族工商业。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军队和政府接管了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1949年，工业总产值中，国营、合作社工业占34.7%，公私合营占2%，私营工业占63.3%。

1949-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重点扶持发展国营经济，实行节制资本，限制私营经济。到1952年，工业总产值中，公有制成份超过50%，占据优势地位。

1952年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3-1956年，经济成份逐渐趋于单一。私营经济成份中，私营工业到1957年已经全部实现公私合营。在批发零售业领域，私营成份到1957年占比也仅为2.7%。

后来经过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割资本主义尾巴，私营经济几乎不存在。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占77.6%，集体经济占22.4%，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已经成为单一的公有制。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政策在所有制问题上逐渐松动。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必要补充。”1982年4月通过的宪法修正草案，提出“国家保护个体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了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方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进一步丰富了以公有制为主，个体、私营、外资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通过市场平等竞争等内涵。1993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含义。1997年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一论述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得到体现。

伴随企业所有制结构从多元到一元，再从一元到多元演变过程，中国经济增长的绩效表现，人所共知，不再赘述。给个数据，截至2017年底，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超过2700万家，个体工商户超过了6500万户，注册资本超过165万亿元，民营经济占GDP的比重超过了60%。民营经济成分显示出了旺盛的生命力。

行文至此，有个疑问，为什么我们的经济结构与发展，要建立在所有制的基础上，揪着所有制不放呢？社会发展和民生，对经济的需要，依赖于经济的规模与效率，理论上与所有制没有太大关系。并不是公有制企业才知道照顾人民群众生活，民营企业更知道照顾民众生活，因为消费者不满意，民营企业就没有饭吃。也并非只有公有制企业才是国家综合国力的支柱，民营经济更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华为。从实践上来看，公有制经济自古以来，与其他所有制形式相比，效率上都不占优，市场竞争能力上也不占优。

我们来谈谈企业所有权的逻辑。

企业契约理论，将企业看作是一系列契约的组合，利益相关者通过一系列（明示的或隐含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将各种生产要素组合在一起，成为企业组织。理论上，大家都依契约行事，一切井然有序。

问题是，由于以下原因，合同是不完全的。未来是不确定的，人们不可能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况或事件做出预测。即使能够做出预测，合同各方也很难将这些情况或事件写进契约中，因为很难找到一种令各方都满意的共同语言去描述。即使各方可以将未来情况或事件写进契约中，当出现契约纠纷时，第三方权威机构也很难对各方约定的条款加以证实。

在合同不完全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了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说清楚或者无法证实的情况，谁来决策？这就是企业所有权的意义所在。所有者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说清楚或者无法证实的情况的决策权）。当然，一般情况下，所有者指的是股东。

我们有理由相信，相比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企业所有权更重要。理由是，一是大家没有经验，不知道或者没有机会去事先约定一个尽可能清楚的合同。二是缺乏法制和执法。加上一般情况下合同不完全的三个原因，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企业面临更大的未来不确定性和更多的合同不完全性。所以，在中国，所有权对企业的控制权意义更加明显。现实中也可以观察到，控股股东侵犯法人独立人格，以及法人财产权的问题，屡见不鲜，以至于见怪不怪。

公有制经济的含义，是企业的所有权掌握在政府手里（不讨论全民所有与国有之间的差异）。政府掌握企业的所有权，目的就是控制企业。控制企业，就是要直接控制服务于企业的人，和间接控制依赖企业产出生活的人。所以说，公有制不仅是经济领域的财产所有权归属问题，更是社会政治领域的一种社会治理或社会组织方式。上一点年龄的人都知道，体制内与体制外，在那个年代的差距。没有个体私营经济的时候，进不了体制内，就没有饭吃，没法生存。

我们尽可能在经济领域讨论所有制问题。看看历史上的经验。

历史上，官营产业，比比皆是。举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如宋朝，北宋开国之初，沿袭五代军人营商的传统，将盐、铁、酒、茶，甚至染坊、各种手工艺，官方都垄断起来，专营。结果是不挣钱，都是只赔不赚的买卖。后来没办法，官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生意由商人去做，官家坐收商税，国家财政收入反而比直接营商多了许多，即便是养活只吃饭不干活的冗员，也划算的多。后来形成惯例，官家只负责收税，其他的一概不问，反而成就了两宋工商业的繁荣。

历史上官营产业做的最好的，莫过于管仲和桑弘羊。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用国家垄断专营产业牟利，本质上是对收税的一种替代，是权宜之计。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短期迅速集中财力办大事（如战争、救灾等）。但是，官家垄断经营持续下去，由于人所共知的效率和贪腐问题，当官办产业不能带来国家财政上的好处，反而成为国家财政上的包袱时，官营产业便失去了其合理性，退出历史舞台就是早晚的事。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同时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压力下，国家不可能选择通过漫长的市场培育来实现工业化。当时毛梁之间有个著名的“大仁政小仁政”争论，很能说明问题。落后国家要实现迅速的工业化，只能通过国家主导来完成。通过国家主导，前提条件就是国家掌握企业的所有权。虽然局部有牺牲，但总体上通过高国家积累、低社会分配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积累，迅速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还是非常必要和值得的。因此，建国初期企业所有制形式由多元逐渐演化为一元，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主要是集中国力快速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需要。

问题出在1958-1978这二十年，坚持“一大二公”，在所有制问题上，意识形态化了。单一的所有制形态，窒息了经济的活力，反而消弱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边缘。改革开放后，所有制形式再从一元到多元，逐渐恢复正常状态。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中国四十年的经济奇迹。

无论什么制度，实行的时间长了，好处会逐渐减退，坏处会慢慢显现出来。原因是人的机会主义本性。生物意义上活着的人，都有欲望，他们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需要，和过上好日子的梦想，都需要财产来满足。这样，人们心中的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就会出现偏离。况且，财产，只对活生生的人有意义。终极意义上，财产只能是一个个的人所有，任何组织拥有的财产，最终都要落实到人头上。说是公有制，现实中代表国家实施剩余控制权的也是个人。时间长了，难免不会懈怠，难免不会中饱私囊。因此，效率低，容易滋生腐败，是公有制经济固有的毛病。所以说，放在市场中去公平竞争，往往是民营经济表现出强大的、持久的活力。

再往深处讲，公有制下，产权其实更难划分清楚。避免不了，借公权之手处置私权之事的问题，积累社会矛盾。比如土地等各种自然资源，被地方政府用于资本运作。最普遍的是土地财政，将中央授予地方政府的土地支配权，转变为资本运作，受益的是地方财政，客观上加大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成本，违背了民众的利益。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市场观念深入人心，经济发展了，机会增多了，体制内外的差别逐渐在缩小，公有制作为社会组织方式的意义和作用，也在逐渐减退。

时代车轮滚滚向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市场经济，其内含的要义，就是各经济主体是平等的市场竞争者。如果坚持从所有制角度来定义经济制度，经济主体就有天然的身份区别，就不易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所以说，从所有制的层面来定义经济制度，渐渐失去了其积极的现实意义。纠缠于所有制分类，炒作类似的话题，带来的也只能是负面的东西。民族复兴，民富国强，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国力的持续增强，需要转变视角，站在开放和市场经济的现实下，立足产权保护、公平竞争，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创建一个好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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