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言

从历史看，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是财富缓慢的不断集中，以及以借助暴力或和平方式强制性的较快分散的周期性活动。而财富分配不公，是任何社会的常态。综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收入分配和财产积累情况，中国也出现了明显的财富集中趋势。深究目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基本上与市场本身关系不大，主要是制度和政策的原因。李义奇博士的《财富的故事》从中外历史经验回顾梳理了财富增长、集中乃至分配，着重强调了目前存在的财富分配不公的问题，忧国忧民，满腔热枕，值得阅读。

传说中的重剑无锋。走近细看，他手中拎的是一根铁棒。

财富不是一个僵硬的概念，不是一个定量、一个常数，而是一种运动，一个发展过程。如大海的潮汐起伏不定，时多时少。社会财富如此，企业财富如此，个人财富亦如此。

长期来看，财富随时间增加，这是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能力提高的原因，也是市场扩大和市场深化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效率的原因。从1750年到2000年，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换句话说，人类97％的财富，是在过去250年内创造的。纵向比较，以绝对水平衡量，春秋战国时诸侯的生活，比不上现代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国际比较，大约从公元1世纪起，中国的生产力和财富水平世界领先，最高峰北宋时人均GDP是西欧的5倍以上。但到15世纪前后被英国超过，1750年之前，虽然中国部分地区和欧洲最富裕地区生活水平相距不远，但作为整体的中国已落后于西欧。大约清中后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人均GDP变化不大。与美国比较人均GDP，美国是中国的倍数，1952年是43倍，1960年是36倍，1970年是47倍，1980年是40倍，1990年是70倍（1989年是57倍！），2000年是38倍，2010年是11倍，2017年是6.7倍。近四十年中美人均GDP对比的变化，印证了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照近十多年的速度发展下去，预计到2020年大约可下降到5倍左右，预计到2030年大约可下降到2倍左右。不过看目前的形势，是否错失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很难说。

财富对人来讲，极为重要。亚里士多德说，幸福是人类最高目的，财富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人们时常在讲一些大道理，如面对不断超越的幸福欲求，财富能够满足的仅是低层次的需要；过度积累财富，尤其僭取的财富像权力一样会腐蚀任何人，等等。但是生命有限，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需要拥有财富以获得安全感。世人都想过富足舒适的生活，真正能够抵抗财富诱惑的人，还是极为少见。即便有，这类人对社会来讲，在物质意义上也是废物。

财富分配不公，是任何社会的常态。前些年流行过一本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对自18世纪工业革命至今的财富分配数据进行分析，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作者认为，由于资本回报率总是倾向高于经济增长率，财富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现象。实际上，不仅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至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常态，匮乏饥馑和丰裕饱暖往往结伴而行，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是社会固有的现象。在人类社会经济史上，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资本只是人类的工具，除了流动性普适性之外，它与农具、扳手等人类工具并无特别之处。归根结底是每个人的实际能力不一样，是大自然中的机会分布不均等。财富的代际传承，又会放大这种机会的不均等。等待财富过度集中影响过大时，历史对此有其应对方式，或通过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或通过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强行分配贫困。

历史地看，杜兰特在《历史的经验》中讲道，所有的经济史都是这个社会有机体缓慢的心脏跳动，财富的集中和强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缩与扩张运动。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就是财富缓慢的不断集中，以及以借助暴力或和平方式强制性的较快分散的周期性活动。

财富集中的过程

一般而言，经济是社会现象的原因，财政是政府行为的原因，财富是个人行动的原因。这些原因都可以视为规律，是长期而持久的。但是，时不时的也有意外，就像人偶尔要患点小感冒。群众性的情绪失控，穷人会起来造反，军事上的胜利，会换来统治地位，随便带来经济上的控制权。历史地看，尽管这些意外影响很大，但它们都是短暂的。在财富集中的过程中，正常情况下，人的价值是靠他的生产能力确定的。而在财富强制性分散的过程中，人的价值是靠他的破坏能力确定的。

就像人的心脏跳动，一次收缩必然伴随着一次扩张，社会财富的集中到一定程度，也必然要求及时分散。所以说，社会既需要人的生产能力，也需要人的破坏能力。只不过，在需要人的生产能力的周期内，社会稳定，大多数人能过上好日子。在需要人的破坏能力的周期内，社会动荡，只有少数人心得意满。所以说，社会发展表现出来的，往往是财富集中的时间周期长，财富分散的时间周期短。因为人们都想过上好日子，人心所向。

对个人来讲，天赋的能力或后天的能力，如果适合其生存的周期，是幸运的。否则，具有强大生产能力的人活在财富分散的周期内，是极为痛苦的。具有强大破坏能力的人活在财富集中的周期内，小命难保。这些都是生不逢时。识时务者为俊杰。生活在财富集中周期的人，就不要去做违法犯纪的事。而生活在财富分散周期的人，规规矩矩做生意是很难挣到钱的。理论上讲是这样。

财富分配的情况

接下来谈谈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财富分配的情况。

我们先看看国民收入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清华大学白重恩、钱震杰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1992-2005年间，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间的分配格局的变化，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1996年达到最高（66. 83%）之后持续下降，2005年降至54. 12%，下降了12.71个百分点，其中有10.7个百分点的降幅发生在初次分配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下降是居民部门收入占比大幅度下降的主要原因。

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是主要原因。生产税增加、资本收入份额上升，是经济起飞阶段惯有的现象。由于我国要素替代弹性较大，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提高劳动力价格，会刺激资本替代劳动而无法有效提高劳动者收入。解决的办法是，降低生产税率和调整社保缴款的比重和方式。

财产收入下降是另一重要原因。1996—2005年，半年期平均贷款利率从9.72降到5.22，平均存款利率从7.2降到2.07，并在近年一直保持在较低水平。利率大幅下降，实际上就是居民部门变相补贴企业部门，直接后果是使居民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相应降低。

他们的计算表明，在1996年到2005年期间政府部门占比上升了6.39个百分点，占居民部门降幅的50%，这意味着政府部门挤占居民收入。言外之意，居民部门收入的另一半的降幅，被企业挤占。有意思的是，他们的研究还表明，收入税不是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的主要原因，即使免除居民部门所有收入税，也无法大幅度提高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这与我们日常印象有较大差距。看来，政府挤占居民部门收入，靠的不是税收手段，而是其他手段。

政府部门对居民部门收入的挤占，是生产税、社保、金融制度等原因，而企业部门对居民收入的挤占，似乎呼应了秦晖教授“低人权红利”的说法。至少在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到本世纪初，工人们长期加班，长期没有社保，年轻时干活年龄大了辞退走人，污染没有人管等，大家都应当有这些记忆。国民经济三部门中，弱势的一方是居民部门，当然收入被挤占的一方是居民部门，市场不完全、法律不健全、合同不完备的情况下，弱肉强食，就是赤裸裸的真相。

但是，各部门之间的分配情况还不能算是最终的真相。因为政府也好，企业也好，也是由人组成的，它们的收入，财富的积累，最终也要落实到个人的头上。从根源上讲，政府和企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实质上是，经由政府和企业的渠道，将国民收入，从大多数人手里，腾挪到一小部分人手里。这一小部分人，有人享受政府财政和国有经济的利益，有人享受“低人权红利”，当然，也有不少人享受腐败红利。

各部门内部的财富分配

政府、企业和居民各自部门内部的财富分配，也不是均衡的。例如政府部门之中，中央财政比较有钱，地方财政严重缺钱；发达地区财政有盈余，大多数不发达地区财政亏空。企业部门之中的不均衡更严重，可以称之为畸形。比如，2018年财富500强上榜企业，美国有126家，中国有120家，相比两国GDP的差距，中国的大企业是不是太多了？再看这120家大企业的名单，几乎都是垄断性的大央企。但是，这些企业大而不强，利润排名垫底。且它们的销售收益率和资产收益率连年下滑，说明这些大企业已经规模不经济了。如果不讲经济规律还要继续做大这些企业，中小企业，经济中有活力的那一部分企业，就没有太多活路了。更神奇的是，世界500强中上榜的房地产企业都是中国的，恒大、绿地、保利、万科和碧桂园。这是在搞笑吗？房地产产业不倒，中国经济不会有希望。

我们再来看看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公平情况。

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提出来一个衡量财富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理论上，基尼系数为1时，表示100%的财富被一个人所有；基尼系数为0时，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完全平等，没有差异。联合国有个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收入绝对公平，基尼系数在0.2-0.3为比较公平，0.3-0.4为相对合理，0.4-0.5为差距较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国际上公认，基尼系数0.4为红色警戒线。

有意思的是，世界上最低基尼系数记录，是1979年发布的1978年中国城镇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16。这应当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功劳。

实际上，2000年之前，中国的基尼系数，保持在红色警戒线以内。1978-1999年间，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在0.21-0.34之间；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在0.15-0.30之间。全国居民的基尼系数，1999年最高，为0.397。改革开放前20年，收入分配不均问题，还不明显。

随着住房制度改革，住房商品化，基尼系数迅速升高。2000年为0.412，2001年为0.45，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0.491。这些都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想象一下，如果国家将土地商品化了，是否会大幅降低基尼系数，促进财富公平？

民间研究机构的数字，与之相差较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研中心发布的数据，2010年我国城乡家庭人均收入基尼系数为0.61（同期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是0.481）。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中，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基尼系数为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33%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问题仅占全国财产的1%。大家知道，收入不平等可以及时调节，而财产不平等会代际传递，形成“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的恶性循环。

问题可能没有表面上看来那么严重。我们用现代工具分析中国的问题时，应当保持一种对中国国情的尊重。与富国相比，美国家庭财产主要是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占美国家庭总财产超过70%。而中国家庭的财产，主要是房产，房产占中国家庭总财产的比重超过70%。在中国，主要用来居住的房产，很难说具有其统计意义上财产的价值（这句话过几年会验证的）。若扣除房产带来财富幻觉的影响，中国的基尼系数，没有统计的那么高。否则我们就会错误地认识，经济规律在中国不发挥作用。

综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收入分配和财产积累情况，中国也出现了明显的财富集中趋势。物理空间上的表现，首先是城乡差距。一般来讲，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大约在3.3:1左右。其次是城际差距。综合房价、资金投入、资源、机会等因素，一线城市收入和财富积累速度要高于二线、三线城市。其三是地区差距，东部收入高于中部，中部收入高于西部。政策及人文因素方面的表现，首先是电力、电信、石油等垄断行业收入高于一般行业，其次是体制内家庭的财产收入增长幅度高于体制外家庭，其三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收入增长高于文化程度较低的群体，这从劳动报酬较高的行业对员工文化程度的要求也较高上，可以看出来。

当前的财富分配渠道和格局，个人积累财富的方向，就是到城市去、到一线城市去、到体制内去、到金融机构去，除此之外，只能冒险行不法的勾当。财富的分配流动，与传统纵向社会格局，产生了协同效应。由于某些方面改革的严重滞后，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生产力提高和财富大幅增加，反而成为巩固社会传统和保守势力的经济基础，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这大概是中国传统社会体制因素在起主要作用。历史上的中国，历来是财富依附于权力，与权力正相关。不是财富生产者勤劳，而是财富分配者权力，更能决定财富的归宿。这样的一个激励结构下，人们热衷于追逐权力，忽视了财富的创造。整个社会的产出，达不到理想的边界。若不加以改变，社会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会严重受累于此。

回过头来，讲个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唯一敢于犯颜直谏毛泽东的人物，是梁漱溟。

梁漱溟1953年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发言，对有关工人和农民的待遇差别，发表了激烈的言论。他说，“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对以牺牲乡村、亏待农民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战略发出了强烈的不满。毛泽东极为不满，在会场上训斥梁漱溟，说他挑拨工农关系。并提出著名的“大仁政”与“小仁政”，决定走工业化和国有化的“大仁政”。

大家都知道，当年有一个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国家通过计划定价，故意压低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产品价格，将国民财富从农村向城市、从农业向工业集中。剪刀差维持了30多年。转移了多少财富，应当可以计算出来。农民和农村付出的这个代价，从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角度讲可能是合理的，但从农民的角度讲，不知不觉奉献的太多。当前，大多数乡村地区越来越贫穷，与城市差距越来越大，城市是有帮扶责任的。

金融手段调节国民收入分配

改革开放后，价格改革，由市场定价，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但是，似隐似现地，似乎有一个金融的渠道，调节国民收入分配，从农村向城市，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从居民向企业和政府的倾斜和集中。控制和操纵，或者称之为组织能力，是我们的看家法宝。

用金融手段调节收入分配的方法，主要有：压低利率、信贷配给、货币超发。

通过压低利率的办法转移居民财富，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就是居民部门积累了大量财富。1990年居民储蓄余额七千亿，1992年超过一万亿，1995年接近三万亿，2000年超过六万亿，2003年超过十万亿，2016年超过60万亿。以一万亿为基数，压低一个百分点的存款利率，居民部门财产性收入就会减少一百亿，数目可观。同时，如果企业贷款利率同时压低一个百分点，居民部门少收的部分就转移给了企业部门。如果企业贷款利率不变，居民部门少收的部分就转移给了银行部门。多年来，商业银行“保护性利差”，的确是存在的。

通过信贷配给调节收入分配的手法稍微复杂一些，有些可能是市场演化自发形成的。早期的办法是直接给国有企业贷款，分配贷款指标。后来是信贷市场上的所有制歧视，央企和国企容易贷到款，银行的信贷文化似乎暗合国有经济信贷需求的特征。再后来是演变为体制内金融和体制外金融之别，体制外金融高价从体制内金融融资，大央企通过办金融、当资金掮客挣钱。社会财富通过不合理的金融结构渠道，从民营向国有转移。

货币超发的危害是人所共知的。一是通货膨胀的财富效应，总是穷人吃亏，富人沾光。因为富人有机会和空间做资产配置，抵消货币贬值影响财富缩水。二是通货膨胀预期下，能够负债的人沾光，不能负债的人吃亏。由于城市负债多、农村负债少，企业负债多、居民负债少，通货膨胀渠道造成了国民收入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从居民向企业转移，从穷人向富人转移。三是大水漫灌，货币供给过多，最大的危害，是货币在各行各业分布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会改变市场上的相对价格，从而发出错误信号，误导投资和消费决策，造成风险累积，非高杠杆不能存活，结果再倒逼央行供给更多的货币。每一次灌水，都是对老百姓利益的一次伤害，也是对国民经济的一次伤害。饮鸩止渴，最终不会有人受益。

雁过拔毛，是权力经济的特征。在2018年世界500强120家中国上榜企业中，中国上榜银行10家，平均利润179亿美元，而同期美国上榜的银行只有8家，平均利润96亿美元。10家中国上榜银行的总利润，占中国大陆上榜企业总利润的50.7%。中国的银行业赚走了一半以上的利润。银行只负责赚钱，赔钱和风险交给国家和社会，只能说金融制度有大问题。

自发调节效果不佳

长期来看，财富会慢慢集中到一些人的手里。上述制度和政策设计，只是加快了财富集中的节奏。如果社会有足够的耐心，相信财富最终重新散落到民间。但是，人生苦短，等不及社会自我调适式的缓慢的心脏跳动。所以说，在大的财富集中与发散的周期内，又有若干小的由政府干预或民间自发的调节财富公平的行为。

古代中国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在处理财富公平问题上，有一些可以称道的做法。比如汉代郡县官员就有监视豪族大户的职责，目的是防止豪族势力扩张过快过大。汉代御史大夫手下有一批巡察御史，他们的职责有两条就是监管大户的，一是不许豪族胡作非为，二是不许官吏包庇豪族。古代民间传统，儒家的意识形态，使富人有扛起族人社会福利的责任。一般以家族为单位，贫富相济，互相合作，没有收入能力的族人，由族里每月按人口分给米粮过日子，有小孩读书，族里给予读书津贴，考到哪一步，给到哪一步的钱。可惜的是，这些基层社会的优良传统，没了。

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维持财富均衡的办法，就是消灭大地主。在皇权社会结构中，皇权占上层地位，因血缘地缘关系联结起来呈点状分布的社会权力占下层地位，自古皇权不下县，皇权无法完全渗透到基层社会里，但皇权的维持，有时却需要基层社会权力的支持和参与。在整个社会权力均衡状态中，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就是处于皇权与社会权力交汇点的大地主。国家如果需要社会出力，首先要侵犯的就是大地主，但在当地能够与皇权抗衡的势力，基层的社会权力，却没有掌握在大地主手里。于是，凌驾于编户齐民之上的大地主，其势力必不能长久维持。两千多年来，中华帝国循环发生的现象是，一旦大地主发展规模过大，占有土地人口过多时，就会引起当政者的嫉妒，政权会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摧毁他。古话说得好，“千年田换八百主”，以及“富不过三代”，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不过，通过消灭大地主的方式实现财富公平，也有很大的弊端。按照现代的语境，大地主都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他们是社会财富创造的关键人物。把这些人都消灭了，公平倒是公平了，总体上财富总量也减少了许多。

这些自发的调节财富公平行为的效果有限，否则就不会出现大规模地借助暴力形式实现的社会财富重新洗牌。中国古代，大概是改朝换代，就重新洗一次牌。

当下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周年，可能大家的主要精力还在财富创造方面，有关财富公平的问题，关注的相对较少。事实上，财富公平问题已经影响到了财富创造的效率和人们的积极性。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国家拿走的越来越多，个人得到的越来越少，而最后能够从国家手中获得再分配的只是特定的人群。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外在的表现是低效率、高杠杆、高风险累积，内在的问题是营养没有配置到应该有的地方，国民经济的微循环系统出了问题，有的细胞饿瘪了，有的细胞吃得太多过于肥胖也没有了什么用处。

有些经济制度，既不公平，也无效率。且顽固的存在，隐隐有天下舍我其谁的气概。一声叹息啊。

任重道远，尚需努力

我们知道，财富分配不公的原因，显性的有工人权益得不到保护、劳动报酬较低，较重的税负，社保等社会保障缴费比重和方式等问题。隐性的是金融抑制造成的收入分配不公，货币超发、通货膨胀，以及既得利益阶层固化等。这些原因，基本上与市场本身关系不大，主要是制度和政策的原因。所以说，有人通常指责市场经济带来财富分配不公平，是没有道理、经不起推敲的。与他们的认识恰恰相反，中国的财富分配不公平，主要原因就是市场处于发育期，强大的权力、缺乏监督的权力造成的。

为了安定的环境，有人希望国家把个人和企业的所有风险，例如失业、通货膨胀、外国竞争、需求不振、住房吃饭、伤残和意外事故等，都管起来。国家大包大揽，需要强大的国家动员能力，财政和国有经济必然会挤占民间和市场的空间，整个经济效率将每况愈下，陷入死循环。且不说国家能力问题，当所有事情都有国家在后面兜底后，大家会发现，整个社会经济就是死水一潭。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是没有经历过。

有人提出通过经济快速增长来解决财富公平问题。二战以后，将公平追求与经济增长捆绑在一起，几乎是那个经济发展时代的基本理念。因为在高速增长时代，更多有人得到更多，几乎所有人都从增长中获益。但是，空间是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增长也有极限，那种把公平托付给未来增长的设想，需要有长期持续的增长空间支撑。

巴菲特说过，一个教师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得到的报酬是家长的感谢信；一个在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救了战友的士兵，他回来得到的报酬是一枚勋章。但有一个人从不同的证券定价中看出了毛病，却得到了好几百亿的财产，他觉得这不公平。所以他把大多数的钱都捐出来。富人做公益，能够缓解财富分配不均问题，但不是可以依靠的办法。毕竟巴菲特、比尔盖茨等只是少数，而且还不是中国人。

我们可以从政策取向上，观察财富公平问题的走向。靠降低个人所得税、财政转移支付手段，能够部分缓解财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但是，政府降低税费、推动对内对外同步开放、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稳定币值等措施，在改进财富公平方面，应当更有效果。长期来讲，建立健全一个保障市场参与主体权利的公平公正的制度体系，应当比政策调整更有意义。

当然，还有更便宜行动且有望快速收到良好效果的办法。中国经济发展到当前程度，市场化程度的深化，还有很大的空间。诸如增加低收入人群的可交易资产，如农民的土地，废除户籍制度，释放个人生产力等。当然，这些办法的前提是，国家治理能力能跟上国家现代化和建设现代化的市场经济的需要。

虽然如今有很多问题，都比财富公平问题紧迫。但是，财富公平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与那些看起来需要马上解决的问题，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治久安之计，必然是建立在财富公平和效率有效协调基础之上的。那些既不公平，又没效率的经济制度，应该下决心改掉了。

财富，是民生之所依，民心之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