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马歇尔、凯恩斯几位，熊彼特显得没有那么出众，即便是哈耶克的信徒，貌似也比熊彼特的多一些。即便是在那些知晓熊彼特的人中，大多也都仅仅知道那个提出了创新理论、说明了企业家才能、身为经济学家的他。但估计除了专门受过经济学系统教育的人，很少有人知道他作为经济学说史学家的身份，其地位一点都不逊色于作为经济学家的自己。他写作的《经济分析史》是经济思想史（或谓经济学说史）学科上的瑰宝，是所有矢志于在该领域有所建树的学人的必读书目。

《从马克思到凯恩斯》一书可以视作其《经济分析史》的简要版，不夸张的说，通览此书几乎就能鸟瞰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主要的经济学家及其成就，而且可以对这些经济学家理论体系的构成路径有比较清晰的把握。这个小册子中收录的文章是熊彼特在1910年至1950年这四十年间写的十篇主要的文章，除了关于马克思的那篇以外，都是由熊彼特本人亲自挑选的。尽管每篇都是凝聚了熊彼特心血的精华，但无论是从篇幅，还是谋篇布局，均能明显看出，描写马克思和庞巴维克的两篇是作者最用心思，也是分量最重的两篇。而且在写庞巴维克时，多次将其与马克思进行比较。这十篇文章的排序并非经济学家在熊彼特心中的重要性排序，而是根据每位经济学家的出生年份进行排序。这十位经济学家分别是卡尔·马克思、马利·埃斯普里·里昂·瓦尔拉、卡尔·门格尔、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欧根·冯·庞巴维克、弗兰克·威廉·陶雪格、欧文·费雪、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行文方便，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在提及他们时只略写为其姓氏。

值得一提的是，这十位经济学家中，除马克思（其去世之年，熊彼特与凯恩斯出生）和瓦尔拉外，熊彼特与其余八位经济学家都有过交集，或是曾受教于人（庞巴维克），或是曾为同事（与费雪共同创办计量经济学会、与凯恩斯共同服务于《经济学杂志》），或是曾为邻居（陶雪格），或是曾有过拜访（门格尔、马歇尔、米切尔、帕累托）。可以说，熊彼特的这种经历不仅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对于写作本书而言，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01、关于瓦尔拉的部分（1834~1910）

该部分仅6页，却有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在概述这位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提出者、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创建人之一的生平。瓦尔拉为法裔瑞士经济学家，在瑞士洛桑学院开创了后来以“洛桑学派”著称的经济学学派。他的《纯粹政治经济学纲要》是最早用数学方法对一般经济均衡进行全面分析的著作之一。在经济学说史上，瓦尔拉第一个提出了一般均衡的数学模型并试图解决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问题。“瓦尔拉的整个纯粹经济学理论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每一个经济单位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其边际效用；第二，每种商品的需求和供应是相等的。”“自然科学家要做的工作就是发现各种相互依存现象的正确的形式，由此及彼。瓦尔拉做的正是这项工作，而且他是在新的领域中从事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可说是前无古人，一切都得从零做起，而瓦尔拉却很快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对于瓦尔拉，熊彼特预言：“他的著作迟早会得到重视的。”一语成谶。

“斯密、李嘉图、马歇尔、瓦尔拉斯和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和经济方法的历史中具有重要的影响。他们之于经济学，就像牛顿和爱因斯坦之于物理学、达尔文之于生物学一样重要。”

02、关于马歇尔的部分（1842~1924）

50年工作的必然结果……马歇尔的观点……过失与否同本文没有多大关系……他的分析方法过于陈旧……从另一种意义上说，马歇尔的启迪永远不会过时。”“马歇尔的理论是对现代计量经济学的诞生影响最大的理论之一。”“不管是极力推进还是谨慎前进，马歇尔都是我们的伟大导师。”马歇尔不仅是思想上的导师，更是其所在时代的学术领导者。“在英国，马歇尔凭其领导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把三者统一起来；而在任何其他地方，这三种趋势互相冲突，而且还与大部分行业所坚持的旧的观点、方法相抵触。”

“《经济学原理》……是个伟大的成就……他（马歇尔）确实是个一流的经济史学家。”值得称颂的是，马歇尔在英国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吸收和综合了新旧各派经济理论（其中包括约翰·穆勒的传统理论和新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数理经济学派等的观点），成就了《经济学原理》这本不朽名著。马歇尔“对古典学派尤其是李嘉图和穆勒采取谨慎而公平的态度，对门格尔、杰文斯以及最伟大的理论家瓦尔拉等采取中立的态度。”有趣的是，尽管马歇尔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将数学应用于经济分析当中，但在熊彼特看来，“他（马歇尔）从来没有给这位忠实的朋友——数学以足够的称赞，他隐藏了这个完成伟大使命的工具。”而现在所有在接受或曾经接受过经济学专业训练的学子，都不应忘记马歇尔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我们须知“替代、弹性系数、消费者剩余、准地租、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代表公司、主要成本和补充成本、长期和短期”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词都是由马歇尔发明的，冲着这个，就值得我们为之脱帽致敬了。故而，“自1890年（《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出版之年）以后的30年中，经济学作品中充满了对马歇尔的主张和方法的重申、发展和推论。”马歇尔的贡献包括且不局限于：“首先证明了完全竞争并不总能得到最大产出”、替代概念——马歇尔理论解构的基础，也是与瓦尔拉主要的纯理论区别、发展了短期分析法、成为“不完全竞争之父”。

尽管有如此多的溢美之词，熊彼特依然认为没有将总量的论述与货币联系起来，结果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失败。无论如何，熊彼特认为，“的确，他（马歇尔）是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

03、关于庞巴维克的部分（1851~1914）

熊彼特在维也纳学习时的老师之一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熊彼特曾是庞巴维克研讨班的积极参与者，还曾就利息率问题与其恩师展开过著名的论战。基于这样的背景，熊彼特在纪念庞巴维克的文章里表现出多么难以自控的情绪以及给予其多么崇高的荣誉都变得极其正常了。恰如熊彼特所言，“从某个方面来说，一个真诚地亲身研究他的学说的人，是最不适宜担当这项任务的（撰文追缅）。如果我在回顾他的毕生事业时难以始终保持冷静客观的态度，或者，如果读者在下面的叙述中发现任何出于真挚热爱的溢美之辞和出于哀悼的追思，我将深感抱歉。”这样的表述是在本书中的孤例。由此也可见其与庞巴维克的深厚情谊。

“众所周知，他不仅是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生活中最卓越的人物之一，而且也是当时凤毛麟角般的卓越政治家的榜样，是一位杰出的财政部长”，也是“整个时代中五位或六位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给了我们一个兼收并蓄、包容一切的经济理论——用古典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尺度对经济生活进行卓越分析的理论——以门格尔的理论为基础孕育构想，再由对一个他认为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的看法展开。这就是关于利息、关于利润的问题，是经济学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在庞巴维克之前，只有马克思充分理解这一点。”

“庞巴维克始终是主观价值论的警惕而有权威的保护者，多次进行过关于它的争辩……否则，这一理论的基础不会牢固，它的各个细节部分也不会完整。”庞巴维克的杰作《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与批判》第一卷（《资本与利息》第一卷）被熊彼特称为“经济学著作中最伟大的批评性论著”，并认为“这本书是创造性分析的不朽之作，是我们学科前进道路上的里程碑”。《资本与利息》第二卷——《资本实证论》出版后，“以下评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毫无疑问的：这是攀登经济学所容许的最伟大的高峰的尝试，而且其成就达到了这样的高峰——前面的高峰已经屈指可数了。这时常迫使我们将庞巴维克同马克思相比。”“不论马克思和庞巴维克之间有多少差别……作为理论家，他们之间的相似是不容置疑的。首先，他们两人作为科学家，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其次，他们在时机和学科状况上也颇为相似。例如：对利息和利润问题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的相似信念，促使他们明确地将这一问题作为分析社会经济过程的方向。他们都借用其他学说的基本思想作为分析的内容——庞巴维克借用门格尔，而马克思借用李嘉图。他们在研究中运用了类似的方法，并且是在类似的过程中开展工作的。而且，他们都构建了一座大厦，其宏伟通过这样的观察可以清楚表明：任何批评，无论它们是如何有效地反对其具体的研究对象，都无法从整体上贬低其重要性。”“它（《资本实证论》）已经成了一部权威著作，是任何打算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士的必读之书。它是每位理论工作者的工具箱，而且，它是我们时代有独创性贡献的著作中最成功的一部。”

庞巴维克的写作风格是“直截了当，朴实无华，审慎含蓄”的，被认为是“典型的‘古典作家’”。“他的兴趣在于问题及其答案，而不在于探讨方法……那种出于方法论上的需要而写的专题论文自然是不合他的口味的。”“所有这些文字都有一个明确的、防御性的意向，它们不是为写作而写作……他关心的只是与本学科有关的问题的实质，它能够而且必须把那种‘精雕细刻的工作’留给后继者。他是一位建筑设计师，不是内部装潢师；他是一位开拓者，不是沙龙里的科学家……因此，他未能详细透彻地解释效用函数的形式特征，从而使他的边际效用理论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但所有这一切并非关键所在……他的价值理论至今仍是我们所掌握的最好的理论，它最恰当地解决了一切根本性问题和酥油的基本困难。”

尽管熊彼特对于庞巴维克极其推崇，但依然相对客观地提及了其在著作中没有涉及到的几个理论经济学问题：（一）没有国际价值的理论；（二）没有提出货币理论；（三）“没有专门探究那些在理论上仅仅应用了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征税的影响范围，垄断理论，分配过程中的政治干预理论等等）的问题”（四）不包含经济周期问题的内容；（五）不包含经济理论中的“人口问题”。但是，熊彼特依然宣称，“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实证论》……是对整个经济理论领域的评注。价值、价格和分配是三个高峰，它们起着航标的作用；其他的一切都围绕着它们来分类，其中包括资本理论。”

与马克思显著不同的是，庞巴维克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有意或是无意地忽略了人的各种超经济关系（介机构称、种族差别、社会心理学等等），确保“某一经济的各种要素都被简单地分类，列入工人、地主、资本家及企业家的范畴之中，分类的依据是它们的经济作用，而且仅仅是依据这一点。”

庞巴维克“要思考的问题只有一个：资本主义的纯经济特征。”他的回答是：“资本主义生产是‘迂回的’生产，与此相反的是直接的生产——无需使用生产出的生产资料即可完成的生产，例如原始狩猎。相应地，资本‘不是别的，而只是在使用迂回生产方法的不同阶段产出的中间产品的总和’。”熊彼特用大量的篇幅不厌其烦（这在该书中是极其鲜见）地对庞巴维克的著作及思想进行了推导，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庞巴维克以最简单的方式取得了最伟大的胜利……第一次阐明了作为主观评价和‘客观’事实的有机统一体的社会经济过程……他在运用基本上是数学方式的思维方式时，那种准确性和正确性是惊人的，然而他并没有使用一个符号或者采用数学技巧……他是以一个天生的科学家对其所研究的材料的逻辑必然性和逻辑对称性的准确感知，完全无意识地发现了这一切。”

熊彼特对庞巴维克的评价在本书中是最高的，“如果把他的著作说成是不朽的，未免显得太平庸了……在我们学科引为骄傲的伟大成就中，他的成就是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04、关于费雪的部分  （1867~1947）

尽管在熊彼特看来，费雪扮演着诸多角色，如社会哲学家、经济师、改革运动者、教师、发明家、商人，但在熊彼特看来，“他（费雪）将主要以这个国家最伟大的科学经济学家的身份，在历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费雪始终以建立一个统计上可操作的理论为目标，换句话说，这种理论不仅有数量的结果，而且有数值的结果。他的理论总体上来说完全符合‘经济理论与统计、数学的关系’的纲要，也符合‘纯理论数量的方法和经验数量的方法的统一性’的纲要。”他的这种理论散布于六部著作之中：《价值与价格理论之输血的研究》、《增值与利息》、《资本与收入》、《利息理论》、《货币的购买力》以及《繁荣与衰败》。

费雪的重点观点在于认为，主观效用可以计量，利息产生于“人性不耐”、“时间偏好”，即人们宁愿现在获得收入而不愿将来获得收入的不耐心或对现在财物的偏好，是利息产生的基础。这一点对于凯恩斯理论的产生也有影响。对于《利息理论》中的《利息率》一文，熊彼特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词，“第一，这部著作是一部教学法的杰作……怎样同时满足专家和一般读者两者的要求，而又不把数学放到注解或附录里去；怎样引导外行人通过简明的概要和细节的描述，从最基本的原理得出最重要的结论。第二，该作品具有鲜明的计量经济学的特性。第三，该作品几乎是一个完整的有关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展现出了利息率和经济体制中的其他因素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与本书中提及的诸多经济学家相比，“他（费雪）没有创立学派，他有很多学生，但没有信徒……在他的科学著作中，则几乎一直是孤军奋战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李嘉图主义者、马歇尔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而没有费雪主义者……但是这些起支柱作用的著作……依然会长期闪光。”

05、关于凯恩斯的部分（1883~1946）

书香门第、家学渊源、出身显赫这样的词完全适用于凯恩斯。

“对作为主编（《经济学杂志》主编，其接任了埃奇沃思的位置）的凯恩斯来说，自杜·庞特·德·尼莫尔经管《历书》以来，没有任何人能比得上凯恩斯。”1913年，在米切尔的巨著《商业周期》发表同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处女作《印度的货币与财政》（彼时的他正在印度事务办公室担任学徒），熊彼特认为“这本书理应被称为关于金本位制的最好的英文著作。”

在他从1915年到1919年短暂的英国财政部就职期间，他曾当选为参加巴黎和会的英国财政部的首席代表。虽然书中并没有明言，但是凯恩斯也许真的和陶雪格在巴黎有过一面之缘，甚至有过深入的交流，毕竟他们都曾身为英美两国的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1919年，“他辞去了职务并告诉世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他因而成了一位享誉世界的人物。《和约的经济后果》（1919）被广泛接受……主要的功绩在于某种道德上的勇气。但这本书是一部杰作——包含着实际的智慧而不缺乏深度，无情地富有逻辑却不冷漠，真诚、人道但并不伤感，面对所有的事实，没有徒劳的遗憾也没有绝望……这本书也是艺术的杰作。形式和内容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凯恩斯以剧中人的身份努力去解释导致凡尔赛和约悲剧性破产的原因，他的文章所达到的高度难以企及。”尽管熊彼特对凯恩斯的前两本书赞誉颇高，但他也认为此时的凯恩斯还没有开始正式形成自己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理论工具，但“我们发现了与那个工具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的整个情况。《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是长期奋斗的最终结果。”

早年的凯恩斯非常多产，在《和约的经济后果》出版后两年的1921年，他出版了《概率论》，考虑到凯恩斯曾是“剑桥大学第十二位数学学位考试一等及格者”，“并且它的硕士论文就是关于这个主题的”，写出此书并非特别让人难以置信，但考虑到“他始终对数量经济学敬而远之……他甚至担任了经济计量学学会的主席职务——但他从未把他的精力悉数投入这个领域。从他那儿得到的暗示几乎全都是否定的”，则需要考虑他的动机。熊彼特认为，“主观地说，这似乎是他的思维能量的发泄口……他的思想构架深刻地揭示了他选择概率论的目的——概率论包含着逻辑上的细节，但并不缺乏独到的内涵。”

凯恩斯是个精力极其旺盛的人，他在战后回到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继续主编《经济学杂志》，并成为《国家》杂志主席（在他任上取代了《发言人》，吞并了《科学》，与《新政治家》合并，战果辉煌），成为国民互助人寿保险协会主席（1921~1938年），建立了一家投资公司且收益颇丰，积极参与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与工业委员会（麦克米伦委员会）的工作。熊彼特认为，“集这些社会活动于一身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但真正不寻常的、值得注意的一个奇迹是，凯恩斯对每种角色投入的精力就像他只扮演一种角色时一样。”身为工作狂的凯恩斯“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快乐的人。他总是那样快乐、友善”，“和蔼可亲”、“慷慨大方”、“善于交际、乐于交谈”，简直是工作狂中的另类。

凯恩斯的思想脉络真正成熟起迄《货币改革论》（1923年），这本书告诉我们“稳定国内物价水平的目的是稳定国内的商业形势，其次要注意调节外汇的短期波动的各种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凯恩斯做了非常大胆的建议，“建议为战争而设立的货币制度应继续运用于和平时期……它引起明显的恐慌。”熊彼特认为，“在《货币改革论》中倡导货币管理绝对是革命性的……此书显然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迈出了一大步。”

现在，我们要来到通往《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第二站，即《货币论》（1930）。“除了《概率论》外，凯恩斯再也没写过一本比《货币论》的劝诫目的更为明显的书。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而且并不仅限于最后一步（第七部），我们发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有本质的东西——真是个非凡的成就。”“《货币论》从任何一般意义上讲都是成功的。每位读者都看到了它的闪光之处，而且无论采取何种标准，都会对凯恩斯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肃然起敬。”但是从凯恩斯的角度来讲，《货币论》失败了，甚至是“它从未真正成功过。原因不难找出：凯恩斯不能表达出其中心思想。”

基于前两本书，凯恩斯“果断割舍与已被弃置的理论的关系……抓住了自己思想的主旨，并尽可能把精力放到创造一种能解释其思想主旨的概念性工具的任务中去，而不是做其他工作。他终于如愿以偿。”《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诞生了。

“凯恩斯的学派自发形成了，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史学家以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对话的学派，而是一个真正的属于社会实体的学派，即一个声称忠实于‘一个主子、一个教义’，有着自己的内部圈子，拥有自己的宣传人员和口号，拥有自己的秘密的、公开的教义的社会团体。这还不是全部。在正统凯恩斯主义领域之外，有着广泛的赞同者，在赞同者之外，又有一批以各种方式自愿地或勉强地吸收凯恩斯的分析的某种精神或个别术语的追随者。整个经济思想史中类似的例子只有两个——重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

纵览全书，熊彼特在自身的阶级局限性基础上，能够给予马克思仅次于其恩师庞巴维克的评价，且对其评价远远高于马歇尔、凯恩斯等一代经济学宗师，足以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在庸俗经济学家眼中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彪炳千古，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