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缪尔森不愧是一位真正的大师， 他的周详考虑不容他放过挑战经济诠释基本假定的一些“吊诡”现象。 在建议与布朗的小赌局遭拒后， 他的思索是这样展开的：要是布朗拒绝赌一盘的话， 怎么又会愿意赌一百盘呢？布朗拒绝赌这一盘，不论他的风险偏好怎样，基于同一理由，他也就不应当赌前一盘。以此类推，他也就应当不赌第 98、 97、 ……2 盘， 偏好应该是一致的， 不允许中途变卦，理论不是这样规定的吗？ 总之，萨氏认为， 不愿意赌一盘却愿意赌一百盘， 布朗的行为有违理性和逻辑， 是出尔反尔的。这种思路并不新颖，在经济理论模型里，譬如博弈论、动态规划里面，类似萨氏的逻辑分析比比皆是，用的是“倒过来推导” 的递归法。

但是问题来了， 俗世里常人能否做得到假定中的经济行为人那样， 始终一贯地按数量逻辑来行事？理论模型所要求的，经济行为人完全按理性来行动，实在是一种超强的假定，它的要求超出了常人的常态能力。若是按完全理性的标准来行事做选择，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不惟我们是“不理性”的 Human，连最以理性自诩的经济学者也做不到理性人（Econs）。

萨缪尔森曾花了大力气试图建立人的偏好选择次序的理论，最终不得不放弃了，因为难以证明，若一个消费者偏爱 A 超过 B，偏爱 B 又超过 C，他偏爱 A 必定要高于 C。存在偏爱 C 反而胜过 A 的可能性，颠覆了代数运算的一个基本法则——传递率（transitivity），而短缺了传递率, 别说人的选择达得到全局最优或局部最优，就连什么是“优”，也未必能在数理上推导出来。

你或许会说，如此不逻辑的吊诡一定很罕见， 是为了搅和故意杜撰出来的。 我于是常常会问班上的同学， 你们认为对人生的幸福来说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多半人会同意，是选择结成你（终身）伴侣的另一半。与幸福至关重要的其他因素，诸如你的父母、出生地、成长时代、身体健康等等，多半也是无法自主来选择的。那么又有多少人，无论理性与否，是凭着理性模型、按数理逻辑来选择他们的“最佳” 配偶的呢？

当一个人有若干选项时，觉得甲比乙好，丙虽然不及乙却反而比甲强的困扰，不是时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形吗？丙、乙、甲三个对象出现你的视野的时间顺序不同，对彼此间的排序会大有影响。即便它们的优先次序明确排定之后，也很可以因为另一个对象丁的出现，而重新洗牌！又比如，三个网球手比赛来争夺冠军， A 比 B 的实力强出许多，而 B 又能轻易打败 C，然而 C 却有可能轻松把 A 拉下马的情况，也是经常的事。这可能是因为 C 左手执拍，在右手型球手里面 A 虽然无出其右，然而遇到左撇子却很犯怵。A 当然希望先由 B将 C 淘汰，然后自己来轻取 B。因此， B 和 C 先拼， A 是最优的；而 A 和 C 先拼，则 B 是最优的。

有人也许会争辩道，左手执拍是一个例外的因素，应当被剔除在外。但是，在体育竞赛，一如在市场竞争，这些因素是可以被摒弃而不影响结果的吗？把“传递率”的困扰引申开来，另一位经济学大师阿罗发展出完备的公共选择理论， 为此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么，在经济学里又是怎样来应对这类困扰的呢？为了逻辑上保持一致以求得结果，多数理论模型依靠种种假设，把许多因素给舍象掉了，把它们撇开为“不相干的因素”（SIF， supposedlyirrelevant factor）。诸多经济理论模型的预测结果之所以不能够很好地涵盖社会和市场实际在发生的变化，这是个很重要的根源。

这些问题被局外人——一对以色列的心理学家留意到了，从而发掘出了经济研究的新路径。 两人在 1975 年发表的论文“前景理论”成为经济学研究里被引用最频繁的一项成果。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后者若不是 1996 年病逝，会同前者一道获得 2002 年的经济诺奖）在无意中读到的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里， 对人如何认知风险及其后果的经济分析令两人大为震惊： 经济学对风险——人类做成决定并采取行动的最主要依据——的诠释竟然还停留在二百四十余年前的粗浅认识上。

可是在当年，这个认知却是一个伟大的创新，瑞士的大学者（数学家+科学家）丹尼尔.伯努利破解了世人的大困扰，人们对一种赌局（俄罗斯轮盘赌）下注为什么不那么“理性”？为什么有人要买保险而有人愿卖保险？等等问题。要知道，当时在伦敦的劳埃德公司的船运险业务已经很有名，盈利十分丰厚。研究之下，伯努利开创出了“期望效用理论”，主张金钱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画出来是一条向上凸的函数曲线。简单地说就是，盖茨先生新赚到的一万块所感受到的兴奋不及快递小弟赚到十块钱所带来的兴奋。人们无不“厌恶风险”，不过程度不同，富人因其财富基础处于高位，他风险厌恶的“敏感度”要低于穷人的。

两位犹太心理学家于是追问，那么人在亏损时，感受又是怎么样的？伯努利以及后人发展出的风险期望效用的曲线，乃从 0 为原点开始，从不讨论亏损会给人带来怎样的痛苦。在平面（二维）画出的曲线，只有第一象限的一段而没有第三象限的曲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理论缺失。毕竟，人们所畏惧和厌恶的，是赔钱或失败带来的痛苦。 两人据此展开研究，并把分析的结果浓缩成一根 S 的曲线。我曾数次讨论了“前景理论”，并引用过这根 S 曲线（请见“市场博弈不对称”系列之 28 和 29。 网上和《“错误”的行为》中译本的第 36 页上也可以找到这张 S 曲线图。）

两位行为心理学家得出结论说，几乎每个人对赢对亏，态度都是大不相同的，急剧的变化发生在 S 曲线的拐点，也就是他（她）的风险“参照点”（reference point）上。面对不确定性做风险决定时，人们在致力谋求的，实质上是“后悔最小化”的心理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