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在一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面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次会议的部署至关重要。具体来看，本次政治局会议释放了如下信号：

第一，首提“六保“，更加突出底线思维。会议强调，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必须充分估计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切实增强紧迫感，抓实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预期）转为“六保”（ 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是中央面对疫情冲击基于底线思维提出的要求。“六稳”和“六保”唯一的重合就是就业，而且都放在首位，可见就业形势的重要性。

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9%，较2月份下降0.3个百分点，但依然处于高位。如果考虑到大量农民工尚未返城置业、部分小零售商店小餐饮饭店仍在关门以及今年的870万高校毕业生，我国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疫情对城市低收入群体、农民工以及中小微企业冲击最大，我们认为保就业需要财政纾困和经济刺激共同发力。对受损较大的个体和企业进行直接的补贴纾困，短期有助于防止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居民的收入过快下滑。当然，中长期就业问题的缓解仍需要经济增长的拉动。

第二，淡化经济增速，更加强调脱贫攻坚。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及“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与3.27政治局会议提法“确保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存在两点不同：其一是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前，重要性凸显；其二，确保实现小康社会目标任务有所松动。这意味着在一季度GDP大幅负增长的背景下，不必过于追求小康任务中GDP翻番的目标，淡化经济增速。

虽然不必过于追求GDP翻番的目标，但我们认为设置温和的全年经济增长目标，如2-3% ，仍然非常必要：其一，一定的经济增速是保就业的重要前提；其二，合理的经济增速是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基础，经济失速下滑会加快金融风险的暴露，如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中小银行不良资产风险等；其三，设置经济增长目标有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六保”的要求难以量化，无法对地方政府形成约束。

第三，逆周期调控政策将继续加码。本次会议提及“要以更大的宏观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3.27政治局会议是加大，从加大到更大，表明后续力度会进一步加码。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灵活适度，这与3.27政治局会议的表述一致。财政“三支箭”仍为提高财政赤字率、扩大专项债的规模以及发行特别国债。预计赤字率达到3.5%、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在3.5万亿以上，特别国债规模在2万亿左右，财政政策在两会之后会显著发力。货币政策宽松的手段进一步明确，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引导贷款市场利率下行，把资金用到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上。预计全年仍会有2-3次降准，OMO-MLF层面降息15-20BP，存款基准利率作为潜在的政策工具，调整的顺序滞后于降准和OMO-MLF层面的降息。

第四，投资方面，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两手抓，“房住不炒”再次被提及。固定资产投资是托底经济增长的重要抓手，实施老旧小区改造，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是重要方向。新基建短期有助于稳增长，长期也符合经济转型的方向，但由于体量相对较小，短期难以完全承担稳增长的重任。这要求老基建和新基建要两手抓，不管老基建还是新基建，都要求是有效投资，避免产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四万亿”刺激留下的后遗症。此外，本次会议再次提及“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3.27政治局会议未提），这意味着房地产调控不会大幅放松，仍将继续落实因城施策。

第五，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抓手，推动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本次会议提及“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这与4月9日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一致。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发现每当经济陷入低谷时，都会出台重大的结构性改革举措来重振经济，如80年代初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城市的放权让利改革、90年代初小平南巡讲话和14届三中全会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90年代末2000初国企下岗分流、住房商品化改革和中国加入WTO。《意见》分类提出了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五个要素领域改革的方向，通过促进要素市场自由化流动和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释放我国跨区域经济活力，提振中长期经济潜在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