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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经济学

富人与穷人谁更慷慨的经济学解释

杨梓阳

时间：2020-05-13

导言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地的经济不平等矛盾加剧，再加上媒体的大肆渲染传播，导致富人的“慷慨”或“吝啬”的慈善行为备受关注，甚至出现了给群体“贴标签”的现象。那么富人与穷人究竟谁更慷慨呢？对此，Stefan C. Schmukle等人于2019年3月发表的文章——No Evidence that Economic Inequalit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Income on Generosity回答了这个问题。本文首先假设“经济不平等导致高收入个体不如低收入个体慷慨”，随后相较过往的研究扩大了样本容量，并设置了三个研究方案。最终发现即使在经济不平等程度很高的情况下，富人的慷慨程度也不会低于穷人。

文章：No Evidence that Economic Inequalit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Income on Generosity

作者：Stefan C. Schmukle, Martin Korndörfer, Boris Egloff, J. Nathan Matias.

收录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

本文作者：蒙格斯智库杨梓阳

免责声明：本文仅表达作者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背景知识

随着越来越多专业人士开始研究经济不平等的前因后果，关于富人的负面看法也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里。五年前Côté S等人在PNAS发表的文章展示了宏观经济变量（经济不平等）如何对社会学变量（社会阶层）产生影响，并且总结出住在美国经济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大的州的高收入个体不如低收入个体慷慨。此外，Piff等人的报告则提到与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人相比，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人表现得更不道德，更缺乏慈善、更不信任、更不慷慨。具体的解释为较低的社会阶层更容易被同情和从事其他有益的亲社会行为，而上层社会个体所享有的丰富资源导致了个人主义的产生，促使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内在状态、目标、动机和情感。

尽管上述两种说法似乎在理论上是令人信服的，在经验上也是合理的。但仅是一两篇研究仍不足够，来自不同学科的其他研究人员尚未能够证实较高的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负面影响，他们观察到的结果要么是没有关联，要么是相反的影响。

因此本文着手于扩大样本容量，并在假设“经济不平等导致高收入个体不如低收入个体慷慨”的前提下开展了下列三组实验研究。其中，研究一分析了27714个美国家庭的捐赠行为，研究二主要涉及1334名德国人在经济性游戏中的慷慨行为表现分析，研究三则概括了来自30个国家的30985名参与者自愿参加的慈善活动。

研究框架

研究一：

作者通过复制在美国消费者支出调查(CEX)(46)这一具有相当代表性的大样本中的收入×不平等的行为。在这项调查中，主要记录了来自美国41个州的家庭每年收入，以及他们在过去3个月里每季度所做的慈善事业。作者采集了2005-2012年间收集的CEX数据。创建了两个样本：样本A，只包括在给定年份内参加了所有四次访谈的家庭（n=27,714）。样本B，则纳入了至少参与了四次访谈中的两次的家庭（n=43,739）。

随后作者通过多层次Tobit模型得出图1里的结论——收入的影响在各州之间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这种影响的大小与州级的经济不平等无关。

图1：多层次Tobit模型预测慈善捐款占家庭收入百分比的结果（美国CEX）

同时作者还分别计算了不同州和不同国家的参与者收入对捐款数额的影响，考虑的角度主要包括捐献金额占总收入的比例、经济游戏中转移的点数、参加的慈善活动。结果如图2所示，并没有发现假设的家庭收入和州级不平等对慷慨的交互作用。（此图涵盖了三个实验的结果）

图2: 捐赠（慈善）行为与在不同州（或国家）的收入之间的关系

研究二：

然而研究一中的慷慨行为是参与者自己上报的，并非观察值，这样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偏颇。因此，在研究2中，作者采用德国社会经济小组（SOEP）的数据复制假设中的收入×不平等的相互作用，并截取2003-2005年间的数据，随机选中的子样本被等分为两个角色，随后参与一个类似Cote等人所使用的经济性游戏，测试参与者可以慷慨地把钱给另一个参与者。最终结果如图3所示——并没有发现假设的家庭收入和州级不平等对慷慨的相互作用。

图3: 研究2：多层次线性模型预测经济性游戏中另一参与者得分情况（德国SOEP）

研究三：

但鉴于德国与美国仍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因此此轮研究决定决定分析来自不同的国家的数据，这样就可以在不平等程度差异更大的数据集中测试相互作用，数据涵盖了基尼系数低于德国、高于美国的国家。作者同样采用了多层级Tobit模型，结果如图4所示——存在与Cote等人假设的效果相反的相互作用。且在上图2C中显示，在经济不平等程度更高的国家里，收入对志愿服务的影响比更平等的国家更积极，即富裕的志愿活动人员更多。

图4: 研究3：多层次Tobit模型预测志愿参与慈善活动的结果（ISSP）

主要结论

作者的三个研究均未发现Cote等人在报告中提到的“在经济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高收入个体的慷慨程度低于低收入个体”的现象。换言之，作者认为即使在经济高度不平等的情况下，富人并不比穷人吝啬。相反，研究证明收入对慷慨程度还有积极影响。同时也说明了个体的慷慨程度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测量，而不单是根据捐款金额来判断。

因此在当今社会下，该研究对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仇富心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不能因为明星、企业家等高收入群体的某次捐款数额没达到群众预期，而被指责作秀、不慷慨、甚至给群体“贴标签”等。毕竟，慷慨行为属于自愿行为，并且高收入群体也拥有更多参与慈善、回馈社会的渠道，综合评判下来，高收入群体也会体现的更慷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