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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格斯早茶

蒙格斯早茶|《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中)》君权神授

李义奇

时间：2020-05-23

君王的统治权从何而来？这个问题，无论中西，是一个相同的响亮答案：君权神授。

只不过，中方比西方早了1300多年。事实上，当人们知道需要为统治权寻找理由时，人类历史已经进入文明阶段。在人事方面，西方比东方开化的晚啊。

西周取代商纣建国以后，为了说明其政权的合法性，创制了天命观。他们说，是上天的意志，对商纣的暴虐统治不满，才收回其统治权并赐予西周。为了巩固他们自说自话的天命观，西周建立了复杂的国家制度，如宗法制度、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和井田制，并制周礼。文王、武王和周公等，以血缘、宗法为纽带，将家与国融为一体（家国同构）、政治与伦理融为一体，打造的中华文明基石，影响至今。

在这中间贡献最大者，是周公旦。西汉雄儒贾谊讲，“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孔子之前，黄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

“天命靡常，唯德是依。”在西周的言说中，上天成为人间善恶的裁判者，君王只有万民拥戴，才能承继天命。虽明确讲君权神授，但仍强调以人的行为、客观现象来判断天命归属，其意义是开天辟地的。其实质意义是，将不可知带入可知，将史前文化带入文明，这是中华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

可能周公没有想到，他为巩固君权神授而创制的一整套制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政统与道统的分离。

有人说中国历史上政统与道统的分离，起源于周公取代武王继承人成王摄政。如果此说成立，周公摄政七年后，又归政成王，是否政统与道又合一了？显然不是。西周以前，是政、教合一的。君王既是俗世的统治者，又是上天的代表。因为君王垄断了与上天沟通的渠道以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权，早期的君王就是巫，巫作为氏族首领和部落大祭司，掌管一切神人之事。后来巫分化出来，君王专门设置负责与上天沟通神职官位，也称“巫”。因为巫与王一体，如果需要，君王可以根据自己的行为或自己想要的行为，提供一套解释，以收服人心。

周公创制一整套典章制度后，情况变了，道统有了一整套固定的标准，并可以根据客观的现象观测到，行政是否符合天意（道）。因为天意从不可知变为可观测，人世君王随意解释天意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而行政，只能是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宜。政与道只有分离了。人们常说，商巫周祝。到西周时，巫的职能有了新变化，西周以后，神职官员主要称“祝”，可以称为是巫的一种，是上古祭祀时司礼仪的人演化而来，主要偏重于掌管向上天祈福，已经与商代主要掌管传达上天旨意的巫，有了很大的不同。不过，政权时时刻刻都有君王掌管，但道统的掌握者，逐渐从巫和祝的手中过渡出去。根据后世的演化来看，只能是儒者。

人们一般把通五经而贯六艺者，称为儒。其实，儒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传统，更是一种责任，一种匡扶天下，敬天安民的实实在在的理念。只有秉持这种淑世理念和精神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儒。

不清楚儒者从何而来。大约商周时期，王廷设置有巫祝一类的神职官员，这些人负责代表君王沟通天人之间。他们负责把下界凡人的事迹、诉求上告苍天，把上天的意旨转告给君王及臣民。远古时期，人类尚未完全摆脱茹毛饮血，他们只有敬天法地，以求心安。这些沟通上天的神职官员，地位显要，君王之下，万人之上。儒是巫祝的助手，是专门负责记录卜辞的的随员，类似于现代的书记员。当时没有书，不知道记录的载体是什么（甲骨之类？），但儒者的记录，总体上是凭记忆，私相授受，口口相传，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样，儒就成为了一个世袭的职业。孔子就讲过，年轻时因为家庭生活需要，从事过儒这种地位比较低的职业。

当时贵族阶层垄断教育、垄断知识。社会上其他人，无缘置喙。当社会发展，王权渐盛，神权渐消后，巫祝等神职人员的地位也随之逐渐下降。这时，儒者作为世袭的记录者，其传承知识和文化的重要性，就逐渐显现出来。

早期的儒者，是知识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传道者和卫道者。春秋时分，礼崩乐坏，保留历史记忆的儒者开始反动。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和文化的代表者，他们明确提出“法先王”的政治主张，孔子是周公的崇拜者，是中国文化的承前启后者，他的政治主张是明确的，他提出“克己复礼”，就是想让社会秩序，恢复到文王周公时代。先秦儒家都是卫道士，他们的批判思想是极明显的。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荀子，他们公然宣称，理想中的君王、理想中的政治，不是现实中的样子。

政统与道统的分离后，儒者从政统里分离出来，成为不能影响政事的卫道者。君权不断集中的过程中，抱有淑世情怀的儒者一直尝试，用道统影响控驭政统。儒家孜孜以求的王道，就是政统依照道统的规范行政。但春秋战国时代，大争之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在这样的时代里，终不济于世。“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韩愈）在百家争鸣中，儒家四平八稳，在乱世中效教育和知识传播之功。在儒家的努力下，周公制下的道统，薪火相传，没见于用，也没有没于世。

儒者用于世，是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要是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适合雄才大略汉武帝治理国家和开疆拓土的需要。独尊儒术以后,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成为此后二千年间的正统思想（此时儒家的道已经被皇权阉割）。

儒者显于世时，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其意义被后世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皇权需要儒，政统需要道统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背书。

当年项羽看到始皇帝出巡队列时说，“彼可取而代之。”从那以后，争夺统治权力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直到近代，中国没有出现过政权更迭的和平方式。

尽管政权都是战场上血淋淋的砍杀而来，但“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统治者需要民众臣服，需要改造思想使他们从内心服从，需要道统对政统的认可与支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略去不讲。这个过程中，一代大儒董仲舒，为承继道统的努力抗争，似乎被后世忽视了。

儒家典籍中有不少古今灾异现象的记录，而这些记录，在西周天命观思想的指导下，大多与君王执政得失联系起来。例如《左传》中晋平公与士文伯有一段关于日食预兆的对话，“国无政，不用善。”导致日月之灾。熟读儒家经典的卫道士董仲舒，显然知道借用自然天象弘扬道统的重要意义。他编写了《灾异之记》，把古今灾异现象，用《公羊》思想加以推演和解释。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如奢侈过度、刑罚失中、赋役太重、任人不当、后宫不肃、违礼乱制、穷兵黩武等。董仲舒的灾异论，说纵然皇帝是天之骄子，具有至上的君权与独尊，但也不能为所欲为。皇帝必须服从天意，天若不满皇帝作为，会降下灾异予以示警。更重要的是，他认为皇帝无法弄清天意，只有儒生有本领解释上天的意旨。

当时辽东高庙发生火灾。酷吏主父偃就将董仲舒灾异书给了汉武帝。武帝召集学者官员讨论，大家都认为此书讥讽朝政，对书的作者不知情的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都说应当处死书的作者。结果是董仲舒被下狱，论罪当死。后来被汉武帝特赦。此后，他再也不敢言灾异了。但是，灾异论却流传了下来。

儒家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几与董仲舒齐名，同样治《春秋》的儒者公孙弘，以“从谀”的手段位列三公，是一个代表人物。公孙弘出身低微，放过猪，是个猪倌出身。年40余乃从胡毋生学《公羊传》，与仲舒同治一经，算是同业。建元元年武帝诏举贤良，他应征对策，被录为博士。后历内史、御史大夫，位至丞相。史说公孙弘为人善谀，曲学阿世，他知道怎样作官，更知道怎样取悦于武帝。朝会议事，不面折廷争，他曾与汲黯等相约议事，等到武帝面前，尽背前约，一切顺从皇上旨意。天子见他为人谨慎，辩论有余，但又不迂腐不过激，像个长者，且熟悉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遂大悦之（《史记·公孙弘传》）。在儒者中，他是善谀者；在善谀者中，他是儒者。明习儒学，满足了武帝好文的爱好；善于吏事，满足了为官的条件；而阿事善谀，更满足了人君的虚骄心理。故为官累迁，位至宰相。后来加害主父偃、董仲舒，公孙弘起了大作用。公孙弘这种人，可以称为后世儒者的代表：没有原则，揣摩上意，不守信用，出卖朋友，沽名钓誉，阴结死党，以谋取高官厚禄为人生目的。公孙弘可谓后世官僚的鼻祖。在公孙弘开拓的儒者做官的路线上，周公、孔子及其追随者所竭力维持的道统，从规范政统沦落为支持皇权的工具。

西汉后来盛行言灾异，不过，皇帝变成了灾异说解读的裁判者角色。灾异成为皇帝责备、左迁官员的借口。上层官员要对灾异负责，在汉代已经成为一个传统，《汉仪注》上明确写着，灾异发生时，丞相应该主动辞职。

儒生丧失对灾异现象的解释权和话语权，主要原因是：儒家没有建立起对五经知识的垄断，儒者没能在官僚体系中获利专门的职位（制度保证）。革命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卫道的儒家，不成功，也是必然的。后来思想滑坡，自甘堕落，沦为走狗，甚至落水狗，也是自然而然。后世的读书人，只能屈服于皇权，才能获取安全。

顾炎武是明朝的官员，改换朝代后，他禀承儒家卫道传统，不再出仕，闭门读书。但为了个人和家族安全，他不得不派三个外甥（著名的“昆山三徐”）去朝中做官。舅舅读书传播革命的种子，外甥做大官维护政统，表面矛盾，实质上统一的。儒者从卫道士堕落为保护个人及家族安全的官员，想要这样的读书人去为社会做些什么贡献，总是不合实际的。

在董仲舒借自然现象发起的，道统对政统的反动过程中，政统降服了道统。儒者在知，君王在行。行，降服了知，中国千百年来，其实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世俗社会。权力的背后是利益，利益决定一切，利益对思想不屑一顾。常见的是，统治者为了利益，生产思想，制造他们自己不相信却拿来愚民的思想。

儒家精神，是道统思想外溢的光芒。董仲舒后，再也没有儒者，敢于推动道统挑战政统了。中国历史上，政统彻底降服了道统。

世界上的道理都是相通的。

董仲舒后大约三、四百年，在西方古罗马帝国，同样发生着神权与世俗政权之争。结果却是迥异的。

在西方，也是并行着两个权力系统。当耶稣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时，说的就是这个事实。

当基督教出现后，在基督教义中，代表上天的神，变为惟一的（原来古罗马信奉众神）。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政统的斗争，古罗马也存在着宗教与政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宗教降服了政治，人间的权力匍匐于上天的权力之下。

基督教产生以后，一直受到罗马最高统治者的镇压和无情打击。事情到君士坦丁执政时出现了转机。公元313年，罗马西方正帝君士坦丁与东方正帝李锡尼，在米兰发布了“米兰敕令”，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公认的宗教之一。此后不久，君士坦丁将皇帝私人财产捐赠给基督教会，君士坦丁本人因此被基督教称为“大帝”（The Great）。临终时，君士坦丁受洗成为基督教徒。这些的背后，是君士坦丁超人的政治智慧。

有个背景知识需要交待一下。公元前31年到公元180年200多年间，罗马一共有16位皇帝。与之相比，3世纪235-284年这50年，罗马帝国一共产生了22个皇帝，平均每2年多就换一个皇帝。在位时间最长的是伽列努斯（253-268年），在位15年。时间最短的是昆提里乌斯，在位仅仅17天。更换最频繁的是238年，一年间换了5位皇帝。原因在于，古罗马元首的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不满意就可以更换执政者。当时影响元首权力更迭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兵变。士兵们已经习惯于按照他们的意愿随意弑杀皇帝，如同儿戏。甚至“罗马人把当皇帝视为畏途，因为一个人如果被近卫军拥立为帝，就等于是被判了死刑。”

君士坦丁可能是受戴克里先将君主神化的启发，认识到把赋予君主统治权的对象由“人”转为“神”的有效价值。委托和剥夺统治的权力，由可知的“人”转为不可知的“神”后，可知的人，再也无权置喙君权。当时，多神教中的罗马诸神不适合扮演这种角色，因为罗马诸神只是护佑人类，而非指点人类如何生存。公元4世纪时，只有跨民族传播的一神教基督教满足君士坦丁对“神”的需求。双方一拍即合，君士坦丁利用基督教建立了“君权神授”体系，为自己的君主世袭制正名，确立了血亲世袭继承制度，最终确立了罗马帝国的君主专制政体。

但他付出的代价是，俗世政权匍匐于上帝神权之下。接下来是众所周知的，历经千年的黑暗中世纪。

中国儒家道统降服于皇权政统之下，与古罗马君士坦丁的政权降服于基督教上帝神权之下，都是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道理都能讲通。就是站在现在来看，当年历史演变的结果孰优孰劣，也不好判断。千年过去了，说当年的西方体制优于东方，或东方体制优于西方，都没有更多的证据。

从现在来看，当年，中国如果能够有效约束皇权，西方如果有效约束上帝的权力，东西社会发展的情况可能会好得多。当然，现在说这些没有意义了。

“君权神授”，就是一句鬼话。但是，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或许需要这些鬼（说好听些是精神），来平衡、制约世俗的权力。

如果没有一个先天的上帝，现在的人们，正在尝试自己制造一个上帝（人工智能）。不过，这样的上帝如果制造出来，世界恐怕就不分东方西方了。

早安物语：千古圣贤豪杰，既奸雄欲有立志者，不外乎一个“勤”字。——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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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中）》这本书主要收录了李义奇先生在金融、历史、社会原理、改革开放四十年、读书笔记、随笔杂谈等领域系列文章，其知识的渊博，分析的鞭辟入里，令人赞叹，其理性、尖锐和功力在本书中淋漓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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