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谈论的是经济学视野里的机会主义。

经济学视野里的机会主义，是对人类（经济主体）行为的假设。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建立在人是自利的、人是有限理性的、人是机会主义的，这三个重要行为假设的基础之上的。客观世界的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全、司法和合同不完备等，更是强化了这三个重要假设的现实意义。

我们知道，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都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之上的。既然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一切生产和交换由市场来组织即可，为什么市场中出现了企业这类组织？因为企业内部决策和运转，靠的是行政指令，而不是市场机制。

原因在于，市场运行、价格机制发挥作用，需要支付交易成本，获取市场信息、谈判、讨价还价以及履行合同，均需要支付成本。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发现了市场机制，也就是价格机制的运行成本：交易费用。解释了企业的存在及其边界。企业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是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企业取代市场，通过订立长期契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契约，将部分市场交易行为内部化，机会主义受到限制，各种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审核，争端或纠纷能够得到及时避免和解决，信息不对称情况能够得到改善，从而节约了交易费用。这样，企业按照行政（权威）指令配置资源组织生产节约的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自身运营增加的管理成本的均衡，决定了企业的边界。沿着科斯开辟的路径，新制度经济学家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交易费用的构成：交易费用主要由交易因素和人的因素构成。交易因素是指市场的不确定性、潜在交易对手数量、交易物品的技术特性、交易频率等，人的因素主要是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等。

威廉姆森认为，机会主义是人的行为的天然动因，是人不择手段、不按规则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通常采取微妙、狡猾的形式，包括说谎、欺骗、偷窃等形式，在信息不充分、信息披露不完全的条件下，机会主义者故意去形成误导、曲解、使人模糊或混乱等行为，以便自己从中“混水摸鱼”。克莱因认为机会主义是理性人追逐自身利益这一逻辑的自然结果。杨小凯和黄有光也有类似观点，他们认为，机会主义是人们追求自利过程中，“不惜损人，只要利己”的对策行为。

人们（企业、政府等经济主体可作人格化假设，自然人和法人）都是自利的，在不完全契约下，人必然会产生机会主义倾向，而机会主义行为会通过欺诈、制造虚假信息、不履约或不完全履约等手段，谋取利益（前提是不遵循规则的预期收益大于成本），并由此提高交易成本。

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有个前提条件，即契约的不完备性。如果契约是完备的，就没有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空间。契约越不完备，其执行成本越高，机会主义行为越容易出现。

一个完备的契约，是一个完全信息的契约，即契约条款明确规定了参与人各种可能行为及后果，而且所有行为都是可以观察到的。一个有效的契约，是能够产生正收益的契约，即契约的执行成本是可以承受且小于履行契约的收益，如果发生违约，违约者的惩罚成本大于违约的收益。

一般而言，完备的契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契约的不完备性，主要有四种情况，一是立约语言的不准确、不清晰带来的契约条款的模棱两可和不清晰。二是由于无法准确预知未来，对一些事项没有事先约定。三是立约方约定的条款，执行成本超过履约收益。四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这四种情况，都是无法事前消除的。所以，契约的不完备性，如同信息不对称、市场不完全一样，是市场经经济中的常态。

现代社会中，人是社会化生存的，对外的一切行动，都在契约之中，都受明示的或隐含的契约约束。由于契约不完备，人的本性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是社会经济中的常态。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提高了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达成的门槛，降低了交易效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如何尽可能地防止和避免机会主义？

首先的考虑，是制订尽可能完备的合同，尽可能地限制机会主义的空间。在信息不对称、未来的不确定性的客观情况下，合同的完备性，取决于合同制定者的治理能力。一般而言，越是复杂的事情，正确的解决办法，一定是简单的。简单的不一定正确，但正确的一定是简单的。正如当年朱镕基总理的“约法三章”，复杂混乱的金融局面，一下子就控制住、回归秩序了。

其次是契约参与方自我监督合同的执行。一般而言，参与方利益所在，他有积极性监督对方履约。但是，当一方参与人超过2人，就会存在“搭便车”行为。面对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理性的参与者，会计算自己出面惩罚机会主义者的收益和成本。可以预期的是，挑战对方机会主义行为，可能受到反击或报复。虽然有可能挑战成功，但制约对方机会主义行为、保证履约的收益，是所有参与者共享，而成本，却是由挑战者自己承担。如果大家都预期到这一点，就不会有人出面实施参与方自我监督。此外，机会主义者还会通过贿赂个别表现出积极意向的参与人，对参与方采取分化策略，使契约执行的自我监督形同虚设。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大众一般不会众志成城地反抗，那些明显侵害他们利益的行为。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种办法，是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实施外部监督，比如政府、法院等。引入法院、仲裁等第三方机构，制定监督规则，监督契约各方履约，是当前主要的合同履约保障机制。但是，外部规则一定会产生租金，市场均衡价格与规则监督之下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就是租金。一般而言，第三方机构强制介入合同履行（在交易双方能够正常履约的情况下），以及租金水平高于交易参与任何一方的交易剩余，都可视为第三方权威机构无效。有时候，如果一些市场监管机构取消了，市场反而更繁荣，或者有些新兴的市场范畴，正是没有或缺乏监管的原因，发展的很好，这些都可以证明，一些第三方权威机构，的确是无效的。

引入第三方权威机构，设置规则就会产生租金，就为机会主义者寻租留下了空间。经济利益的刺激，极易形成合同参与者与规则执行者（监管者）之间的串谋，规则执行者保护机会主义者，双方共享租金。平时我们讲的警匪一家，蛇鼠一窝，就是这个意思。

上述都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的结论。笔者已经有十多年没有读过相关书籍和文献，凭过去的印象罗列一二，谈些粗浅的道理，就教于方家。

如果机会主义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机会主义者总是能从违规中获益，其他人就会效仿，结果是契约失去约束作用，社会经济面临崩溃。常见有人说，社会诚信的道德问题，说这些问题是世风日下和经济滑坡的根源。这是他们凭感觉而不是凭科学，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源。当前这么高的社会化水平、这么大的经济总量，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如果主要靠个人自律、靠诚信度、靠道德意识，基本上是隔靴搔痒，抓不住痛处。

只有建立健全制度。如果没有更多的办法事前识别、防范机会主义行为，那么就在事后严惩机会主义行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如果我们对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对制售假药的行为、对危害环境的行为等，抓住一个，严惩一个，罚他倾家荡产，让他牢底坐穿，相信这种情况，基本上能够从根子上杜绝。否则，再大的领导批示，批示的再多，也只能是走走过场。

治理机会主义，短期靠政策，长期靠制度。权宜之计靠政策，根本措施靠制度。有些事，不是不能为。

当然，微观个体要对付交易对手的机会主义行为，主要还是靠聪明才智。现有的研究成果和思路，也有一些成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