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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格斯早茶

蒙格斯早茶|《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中)》历史转弯处

李义奇

时间：2020-07-18

我们相信一切世代皆平等。人类社会的每个时代，都有其内在意义，都为人类社会进步贡献了知识和财富。就连公认的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我们也相信，上天安排这样的场景，也许是为了人类前进提供反面教材，也许是磨炼凝聚人类前行所需要的韧性和力量。只要人类还在，只要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所有的付出，就有其积极的意义。尽管如此，就像一条奔涌向前的大河一样，河床的宽度和水流的速度可以给游人雄伟壮阔，以至赏心悦目的感受，但更美的风光，往往在激流拐弯处。无限风光在险峰嘛。所以说，位处历史转变处的一些时代，更有述说的意义。

西方世界在回首来时路时，视野往往被光彩夺目的罗马所笼罩。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同，西方世界属于同一个文明，因为西方这个世界，几千年前原本就一度属于一个国家：罗马。罗马是西方世界思想和观点，有意无意的前提。

是罗马，自我希腊化的罗马，融合了希腊及其殖民地世界、特洛伊、意大利、迦太基，以及整个庞大的蛮族西方，并将这一西方古代共同的文化传递下来。至少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4世纪之间，彼时的罗马，“该城高过其他城，恰似松柏高过歪斜的灌木。”

罗马的专制政权开始于恺撒。公元前49年，恺撒击败庞培后，军队指挥官势力开始压倒元老院势力。恺撒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实施其个人意志，便被刺身亡。此后，屋大维经过17年战争，扫除群雄，建立了不可动摇的政治地位。他说服元老院提名其为罗马首席元老，即元首，在共和国的架构上，拥有了一系列的头衔：终身执政官、终身保民官、大祭司长、首席法官和最高统帅。公元前27年，屋大维更名为奥古斯都，罗马共和国由此进入帝国时代，元首制成为披着共和外衣的帝制君主政体。

公元284年11月17日，在小亚细亚城市尼科美狄亚，奴隶出身的亲卫队队长戴克里先，被士兵推举为罗马帝国元首。即位之时，整个罗马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不列颠、埃及发生叛乱，波斯在东方改动战争，罗马帝国在贫穷、灾难和废墟中，在风雨飘摇中苦撑。戴克里先必须改变了这一状况，不仅是为了拯救帝国，也是为了拯救他自己的生命。

戴克里先是一个优秀的统帅。他出身底层社会，一步一步走上来，熟悉军队，深得军心。他胸怀博大，知人善任，主动把刚刚到手的帝国最高统治权力与好友共享。戴克里先任命心腹大将马克西米安为“恺撒”（皇位继承人），委托他全权处理帝国西边的问题。半年后，286年4月1日，他又升任马克西米安为“恺撒·奥古斯都”（皇帝），使其成为一个坚定辅佐自己的得力干将。戴克里先异于常人的能力，是他具有洞察自我极限的能力。他认识到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帝国实在过于庞大，仅靠他一人统治根本无法顾全到各个统治区域。他知道自己没有“世界光复者”奥勒良皇帝那样卓越的军事才能，靠一己之力不可能像奥勒良皇帝那样，把四分五裂的帝国重新统一起来。所以他决定把天下一分为二进行治理，让马克西米安负责解决帝国西方各项麻烦，他自己则专注于帝国东方的治理。此外，戴克里先非常务实，是一个极具魅力的男子汉，具有决断的魅力和勇气，以办急务为优先。办急务优先，是所有的务实的领导者共同的特征，特别是出身基层的领导。因为他们深知，你不办急务，急务就会办你，就不会给你转圜腾挪的空间和余地。

戴克里先登上帝位后，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帝国的安全保障。当时帝国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边境蛮族袭扰和境内盗匪横行。帝国东边的一号皇帝戴克里先和帝国西边的二号皇帝马克西米安，在公元286年至293年7年内，主要忙于处理这些危机。经过7年多的转战征伐，帝国面临的安全问题暂时都解决了。

尝到“两帝共治”甜头的戴克里先，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架构，他于293年5月1日开始推行“四帝共治制”。即在东西两位“奥古斯都”之下，各自任命一位“恺撒”，东方的“恺撒”伽列里乌斯，西方“恺撒”君士坦提乌斯（君士坦丁大帝他老爹）。两位“恺撒”都是戴克里先挑选决定的。仔细观察，四位皇帝有一些共同特征：这四个人是老乡，均出身于因良将辈出而闻名于世的巴尔干地区，都是具有丰富经验、在战场上响当当的武将，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与日渐消沉的罗马上层社会没有牵扯，有条件放开手脚大干一场。

“四帝共治制”最大的目的是防卫帝国安全的需要。虽四帝都有明确的防区，但他们仅仅是承担防卫任务，在军事上副帝“恺撒”与正帝“奥古斯都”具有同等权力，但在统治处理帝国事务方面，还是戴克里先一个人说了算。

实行“四帝共治制”后，四帝之间从不干涉、插手别人的管辖区域，以管辖范围为界阻断了帝国军队之间的流通。这样，军队就由国家的军队，慢慢地变成皇帝的军队。“每个皇帝都拥有统治下的领土和惟命是从的军队，他们有能力挑战任何人。”这为后来的内战以及接下来的军事强权，埋下了隐患。

人类社会的演化，有两条主线贯穿始终，即国家组织能力与人的自由解放。国家组织能力至关重要。可以说国家规模就是其组织能力的函数。就像戴克里先皇帝所做的那样，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高效的政治体制、行政效率、财政税收体制等，可以大大提高国家组织能力。但是，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国家的组织能力不可能长期高于其综合国力。否则，搜刮太甚，轻则抑制国家社会进步，重则公民会造反革命。

早期的罗马是一个城邦国家，先有首都，然后再慢慢的向外扩展。要把不断扩大的领土有效地组织起来，在当时来讲，的确是个天大的难事，因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经济基础等，可能支撑不了那么大的国家规模。为了维系一个疆域广大的帝国，戴克里先在军事防卫上将国家一分为四，在行政经济体制上，又做了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先进的管理体制改革，他的确是一个伟大的人物。至少在治理国家的能力上，在其后一千多年的西方世界难觅对手。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动员组织的办法，从基本的手段方法上讲，只有三种。一是思想控制，让人们不假思索地跟随。比如宗教、道德教化、思想灌输等。二是武力胁迫，让人们畏惧，不得不跟随。如集中营、严刑酷法。三是利益诱导，用经济的手段，用各自的私利把人群组织起来。这三者可同时使用。相比之下，思想控制和武力胁迫的好处是见效快，不足是不能长久，时常反弹。利益诱导见效慢，如果社会制度、激励机制设计的好，可以长久，可以自我强化。

问题是，国家必须考虑动员组织的对象：人。因为，只有国民，才是任何国家的终极目的和意义。如果人的自由解放能够在国家组织化中得到关照，人人从中受益，大家就会自觉拥护（即民心），国家强大的动员能力可历久弥坚。否则，再强大的国家也只是冰上大厦，冰化了，大厦也随之倾倒。

问题是，社会动员组织能力与人的自由解放，大多时候是相互矛盾的。戴克里先及其后来者君士坦丁，他们为了应对危机，选择的专制体制，就是这样的：国家的一部分人享受自由（统治者），绝大多数人被组织起来。他们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压制国民自由来强化国家组织能力（搜刮能力），从而使原本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在历史上光芒万丈的罗马，一转身成为黑暗中世纪的源头。

现代国家组织形式，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比如美国、西欧、日本等。诀窍就是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在产权保护等一系列制度设施下，通过人们自由追求私利将社会紧密地组织在一起，国强民富。当然，这也是人类社会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摸索，经过众多先哲多少次的流血斗争，在技术进步、国民素质提高等强力支撑下，取得的了不起的成就。现在看来，大多数现代国家基本上都是共和国，宪政民主已经深入人心。历史已经从罗马帝国后期转过的大弯处又转了回来，重新回到民主共和的轨道上。但是，今非昔比，今天的民主共和，有市场体制支撑，有高效的沟通技术和强大的生产能力提供的物质保障，早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社会大势。啰嗦这么多，不是要拿今天的经验来苛求近二千年前的戴克里先，而是以今天为镜子，照一照当年的伟大皇帝。

戴克里先有他自己的逻辑。他看到守卫国家需要强大的军队，强大的军队需要足够的物资保障，他认识到政令统一于中央，对集全国之力打胜仗、防分裂的重要性。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甚至他将皇帝位置神化（相信他也不是出于私心），都是朝着强化社会组织动员能力去的。但是，当时的生产力基础下，社会总体产出能力有限，在军队已经没有能力从外国外族掠夺获利的情况下，帝国的军队、官僚机构多消耗一分，罗马的公民就要多拿出一分，没有其他办法可寻。因此，戴克里先建立的强大的社会组织动员体系，必然以侵害公民自由权、财产权为前提，这就是要害之所在。元首制下民主共和的面纱，被戴克里先无情地撕下，帝国由此走向全面的专制。

戴克里先在位时，由于他能力、实力和威望都高于其他皇帝，是他个人的因素，而非制度因素，维系着四帝之间的平衡，使“四帝共治制”发挥积极作用。戴克里先主动退位后，四帝的平衡格局被破坏，西方正帝离世后，整个架构分崩离析，内战爆发。此时已经主动退位的戴克里先，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生死残杀，连自己的妻女都不能保护。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击败东方正帝李锡尼，时隔40年，帝国再次回到由一位皇帝统治的时代。此时的罗马帝国，与以往已有本质不同。手握权力的君士坦丁，设君士坦丁堡为新首都，废除了元老院的立法权和监督权，使元老院形同虚设，把军队改造成只忠于皇帝的私人军事力量。在经济上逐渐取消了银本位，推出金本位（使货币成为统治阶层搜括民众财富的手段）。君士坦丁逐步把罗马帝国改变成东方君主专制模式。

想想此后中世纪的黑暗，人们不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罗马帝国有必要为了延续寿命做到这个程度吗？”当然，这只是现代人的说法。历史没有假设。如果可以假设，我倒想提个问题，如果当年没有强大的戴克里先，罗马会走向何处？我们说，国家的规模是其治理能力的函数。没有戴克里先的强权专制改造，罗马帝国应该会分崩离析，会变成几个国家，其中一些会惯性地、合乎逻辑地回复到早期城邦民主共和的模式，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其他模式。国家没那么强大了，但社会的生机和活力不会受到全面的令人透不过来气的专制统治压抑，人类社会的进步不会转弯。当然，这些只是假设。历史上，为了满足个人的统治野心，靠专制手段将国家民族捆绑在一起，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的例子太多了。历史上讴歌的那些政治强人，从人类社会发展，从公民生活幸福的角度来看，未尽都是那么回事。西方社会幸运的是，他们的历史上像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这样的人物太少了。否则，文艺复兴的曙光根本就照不进统治的铁幕。呵呵，更多的皇位觊觎者是这样的一类人，生就一幅贾宝玉的身躯，却长了一颗成吉思汗的雄心……

历史在罗马帝国这里拐了一个弯。接下来是漫长黑暗的中世纪。后来的文艺复兴，历史轨迹又慢慢拐了回来，溅起几朵浪花，奔涌向前。紧接着，转向现代市场资本主义的时代。

日本人盐野七生在《罗马帝国最后一搏》中说，一个人的幸与不幸都与他所处时代息息相关，聪明才智和努力程度等，在时代面前都不值一提。所以说，一个人脚踏大地是必然的，其他的都是偶然的。个人的成功还是失败，都不是诸如幸运、努力等等，能够简单概括的，也不是个人所能决定的。再强的人也强不过时代。不论愿不愿意，顺应时代，才是必然。

反过来看，可能是个悲伤的结论。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讲，个人的能力不足取，伟大人物不足恃。有伟大人物的时代，对平民百姓来讲，多不是好兆头。

时代大潮，凶险多在转弯处。身处其中的人，浑然不知是为常态。略微有些伤感的是，时代，当你发觉它时，它已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我们只能站在历史的后面，聊一聊过去发生的事。

早安物语：烈火试真金，逆境试强者。——塞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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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中）》这本书主要收录了李义奇先生在金融、历史、社会原理、改革开放四十年、读书笔记、随笔杂谈等领域系列文章，其知识的渊博，分析的鞭辟入里，令人赞叹，其理性、尖锐和功力在本书中淋漓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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