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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格斯早茶

蒙格斯早茶|《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中)》王莽

李义奇

时间：2020-08-01

王莽一直被看作反面人物，主要是他篡了位。如果篡位者成功了，能将皇位传承下去，当权者就是他的子孙，他就是开国皇帝，会在历史上倍受尊崇。如果没有成功，没有将皇位传下去，当权者就是他的死敌，他就会留下千古骂名。

废诸侯兴郡县后，中原诺大农耕王朝的传统，主要靠官僚体系治理国家，皇帝的作用，主要是象征王朝统治正当性。西周以后，皇位传承，坚持嫡长子继承制。对国家来讲，君主继承的稳定性，以及帝国正当秩序的稳定性是第一位的。皇位传承稳定性重要，皇帝能力是次要的。王国维说过，所谓立子以贵不以长，立嫡以长不以贤者，乃传子法之精髓…盖天下之大利，莫如定。其大害，莫如争。任天者定，任人者争。定之以天，争乃不生。只有嫡长子，才是天然的，无法引起争议的身份。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莽一个外人，当时能够以和平方式顺利登上皇位，且没有引起更大的动荡，说明他的确是众望所归。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他后来的失败，主要因为书呆子一个，真君子假小人，过于理想化。说俗点，就是太任性。

再交待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早在西汉中期，土地兼并之风盛行。权贵利令智昏，强取豪夺，鱼肉百姓，肆无忌惮，且乐此不疲。整个社会利益固化，阶层固化，贫困悬殊。上层奢侈无限，穷兵黩武，下层百姓空竭，民生凋敝。以致天下骚然，盗贼四起，细民不堪，流落远走，田地荒芜，城廓空虚。王莽对这一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作为一个抱有淑世情怀的读书人，他有着强烈而崇高的历史使命感，也有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说得不那么严肃一点，王莽做皇帝，其实就是想独揽大权，以实现改造社会、造福万民的政治理想。

王莽的前半生，做人，做事，都是典范。

王莽出身外戚豪族，他父亲早亡，由姑姑嫂子抚养长大。与骄奢纵欲、放浪声色的叔伯兄弟们不同，王莽少时孤贫恭俭，勤身博学，与普通儒生无异。工作后（公元前22年入中枢为官），谦虚谨慎，善于结交、救济名士，不留余财，声誉日隆，“举世之心归向”。38岁便做了大司马。执政后，王莽更是克已奉公，任用贤良，不爱钱财，且生活极为节俭。一次，王莽母亲生病，公卿列侯派夫人探望，门口只有一位布衣短裙出来迎接。大家一问是王莽夫人，暗自吃惊。

汉成帝驾崩后，王莽革职隐居新野。期间官员们上书为王莽鸣不平的至少有上百人。哀帝病死后，王莽的姑母王政君重新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王莽复为大司马。王莽有很好的声望和人脉，靠着皇太后的支持，他迅速掌握了政权。

元始六年，14岁的平帝病逝。大臣们推举王莽“为皇帝”，即“摄行皇帝之事”，这样，王莽当上了“摄皇帝”。此后，以刘氏宗亲为主的反抗势力开始起兵（动静不大），待王莽扫平反抗势力后，在全国上下的期待与拥戴下，称帝。事实上，自公元前1年王莽辅政以来，到公元9年间，所有反抗王莽者，都是刘氏宗亲及士族大姓，他们因得不到民众支持而事败。其后在公元10-19年间，不再有起兵反叛。

王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一是清廉自守。在贪赃枉法、外戚聚敛成风的社会里，王莽一次次将自己的钱财分给下属，甚至连俸禄也用于救济，自己生活清苦。这些都是《汉书》中记载的事实。二是严于律己。在奴婢如同牛马的时代，王莽因儿子王获杀死了一个奴婢而逼令他自杀。王莽孝母、赡养寡嫂，对人谦恭都是有记录的。三是深得人心。他做了那么多好事，王侯、官员、名士、百姓都因他受惠，没有人不感激他。当时的王莽，简直就是一个完人。时人把王莽看成是圣人、周公，甚至是救世主，也是他功夫到家。当大臣们纷纷上书要求王莽即位时，就是寄希望王莽来撑起天下，扭转惨局，造福于民。后来的人说王莽作伪，是完全没有事实依据的。

王莽的悲剧，在于他泥古不化，太任性，真心实意地要做“圣君”。王莽是个儒者。儒是一种文化，一种传统，更是一种责任担当。匡扶天下，敬天安民，是儒者与生俱来的责任。然而，如何做到呢？为尧舜之世，古书上早有记载。

我相信王莽是真心复古的。他仿照《周礼》的制度推行新政，三次改变币制、多次更改官制与官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以公权力平衡物价，防止商人盘剥。刑罚、礼仪、田宅车服等仪式，一定要回复到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他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初衷都是好的，比如说解放奴隶，他将奴隶改成次等公民，符合一定条件后，可以转变为正常的公民。他不许有更大的商业利益，不许有囤积居奇，不许有敲诈等。

儒家“迂远而阔于事情”。儒者长于帮助有权者建立秩序，而非将乱世经营成治世。他们的学说、政治理想只是一种提倡，而非解决问题的办法。良好的政治理念，偏拗的政策措施，无法落到实处。结果是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官民不耐其烦，对立情绪愈演愈烈。

王莽解决问题的思路，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是两个，一是土地问题。他要变地主阶层拥有土地为皇帝治下的土地国有。二是奴隶问题。他要给老百姓更多的人身自由，以解放生产力。在王莽看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名义上土地在不同的人手里，但归根结底，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都是皇帝的。所以应遵循古制，循名责实，一律改为“王田”。天下芸芸众生，都是皇帝子民，奴婢的说法不合适，一律改为“私属”。

史家说王莽作伪，篡权谋国。我倒觉得他是一个真君子，他始终如一，有何伪可作？王莽愈挫愈勇，终其一生，没有停止过为其理想而奋斗。

为了抑制商人的过度盘剥，王莽始建国二年(公元十年)下诏实行“五均六管”，由国家全面控制商业。所谓“五均”，就是在长安、洛阳等地设置五均司市师，以管理市场，平抑物价，与民借贷。“六管”就是国家对盐铁酒等实行专营，控制名山大川等。客观地说，“五均六管”政策设计很好，比如一年四季，每逢第二个月，由司市官规定物价标准，商人未售完之货物，由五均官用平价收购，待市场缺货时再平价卖出。这些政策，有着调节经济结构和社会贫富分化的积极意义，确有为普通民众利益着想和限制社会上层集团的考虑。明确的抑制兼并，把原先主要掌握于社会上层贵富集团手中的盐铁酒经营、山林川泽、商业贸易等利益，夺归国家掌握。但政策实行的结果南辕北辙。由于只有依靠富商来推行“五均”政策，给了这些商人搜括百姓的机会，形成官商勾结的垄断性经营。国家对名山大川的控制，也只是给主管官员提供了财源。以“齐众庶，抑并兼”为目的的政策，结果却演变成政治权力干预操控社会经济，攫取工商业利润，扭曲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滋生假公济私、贪污腐败，加剧政治黑暗，激化社会矛盾。

儒家惯常的手段是正名分。儒者在西汉上位受到重视，也是起源于帮助刘邦正名位，巩固帝位。史载刘邦当上皇帝以后，大伙儿不知规矩，“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不亦乐乎！刘邦心里很烦，但大伙儿都是一起拼杀过来的弟兄，没办法。儒者叔孙通出了一个演练朝仪的主意。经过几个月的训练，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满朝秩序井然，君臣莫不振恐肃敬，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高兴地说，“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贵也。”不过客观地分析，叔孙通为皇帝正名位很成功，前提是刘邦已经有皇帝之实，是掌握着切切实实权力的人。所以说，名以实为基础，实至了，才可以名归，才会有名副其实。

但是，事物初创时期，有一个正当、好的名头，也是拢聚人心的好办法。但千万不要以为，有了名，就会有实。王莽的错误，就是深以为“名正言顺事成”，他认为，什么东西只要名字改了，事实就会跟着改，“名分一定，则天下自平。”所以他要回到上古社会，首要做的就是修改现事现物的名称以符合上古之制。为此，王莽四次改变币制，以严刑峻法强制推行。多次更改官制与官名，有的郡名一年改过五次，最后还要改回来。官吏和百姓记不住，不得不在诏书和公文中，新名后面注上旧名。此外，他还要求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不断挑起对匈奴和东北、西南各民族的战争，内外受敌。他大概不知，名依附在实身上，历来都是，名跟着实走，而非实跟着名变。实到了，没有名可以，但实不至，即便占着名，也不会长久。类似于“德不配位”。

王莽不断踫壁，不知回头，一根筋似的往前走。他大概认为，社会应有一定的公理和正义，而自己是受天命之托，把公平和正义带到人间的。王莽真是个书呆子，完全按照理想模式一厢情愿地往前走，完全脱离实际，结果自然是顾此失彼、捉襟见肘、左支右绌、疲于应付。没有坚定的信念，强大的心灵，王莽16年的皇帝日子，还真做不下来。有时候见到那些为心中坚定信念而无私奋斗的人，无论是敌是友，无论是成是败，心中自然会有一股敬佩之意。

公元22年南阳刘氏起兵，不到一年时间，便取得成功。简略的情况是这样的：多年来黄河决堤改道，灾民四起，流民为盗，地方大姓武装自保。农民军和地主武装互相攻战，以求生存和自保，起初他们是无暇顾及朝廷的。南阳刘氏起兵后，情况就不同了。刘氏是汉室宗亲，非地方豪族大姓，可居间调停农民军和地主武装，并借汉室余威，以称帝封爵为手段笼络他们，使原本对立的双方拧成一股绳，共同指向朝廷，摧枯拉朽般地捣毁了已经被王莽折腾的差不离的新朝政权。

农民军打到长安的时候，王莽说自己有天命保护，做了一个北斗的模型，他坐在斗柄上，以为有北斗七星护体，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公元23年10月6日，王莽被杀。王莽必死无疑时，仍有上千公卿大夫、宦官随从自愿与他同归于尽，这也说明，王莽不是独夫。

一个充满社会正义感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最有条件改变中国传统社会的皇帝，王莽，就这样逝去了。检视一下整个过程，一切都那么合乎逻辑，那么充满道义，上天似乎对谁都没有亏待。但是，结果，却来了一个悲剧。历史在王莽那里打了一个趔趄之后，车轮又回复到原来的轨道上。从王莽新朝到清末，整整两千年，长夜漫漫，再也没有王莽这般人物了。

历史上评价王莽，多骂他是伪君子的代表。近代史家，抛开正统遗毒，开始为王莽正名。胡适认同王莽改革中的土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为王莽平反：“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竟没有人替他说一句公平的话。”钱穆《国史大纲》评论到：“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评论王莽：“他尽信中国古典，真的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窃以为，抛开其他因素不讲，就做人而言，王莽是一个真君子。

做人与做事是两码事。做人是自己的事，做事，很多时候由不得自己。王莽是一个做人挺好，做事很差的代表。他大概不知，做人做官与做皇帝不同。做个好人，要清廉自守；做个好官，要施惠于人；做个皇帝，天下都在你的盘子里，个人天大的能力，天下也不会按照你的意志运转。别说过去，就是现在的条件，也做不到。只能因势利导，顺水推舟。

事事拘泥古法，大概是他没有别的办法，才以古书记载的太平盛世为治世标的。殊不知，古书上的记载，未必是真的。即便是真的，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办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所以说，一个人的幸与不幸，都与他的时代息息相关。个人聪明才智和努力程度等，在时代面前不值一提。皇帝更是如此。

况且王莽，的确是一个志大才疏之人。相对于改造社会，造福万民之志，他的治国策略与手腕，的确差很多。可惜了，上天给两千年前的中国，选了一个好人做皇帝，给了他机会，却没给他相应的本领！

不知王莽被农民军杀死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但他的死亡，个人悲剧。他身后的名声，是个社会的悲剧。笔者南阳老家，至今流传着“王莽撵刘秀”的民间故事，王莽被刻画为反面典型。一个生前把一切都献给改造社会、造福万民的事业的皇帝，死后数千年来，却被他立志要拯救的民众，极尽辱骂嘲讽之能事。他生前若有知，不知该做何想？

鲁迅《狂人日记》里面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狂人日记》初中时便读过，直到大约十年前，我才逐渐理解了鲁迅的这段话。临近收笔的时候，心中竟有几分寒意。不知是恐惧、失落、胆寒，还是别的什么。

无可名状。

早安物语：无论头上是怎样的天空，我准备承受任何风暴。——拜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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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格斯文集之李义奇（中）》这本书主要收录了李义奇先生在金融、历史、社会原理、改革开放四十年、读书笔记、随笔杂谈等领域系列文章，其知识的渊博，分析的鞭辟入里，令人赞叹，其理性、尖锐和功力在本书中淋漓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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