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是企业成长过程中的重要特征，企业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企业所处的生命周期。作为一个显性特征，企业规模能够影响到企业对治理机制的内在需求。因此，不同规模的企业呈现出的治理特征也存在很大差异。本报告基于企业规模特征，考察不同规模企业在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不同，并进一步分析在不同规模的企业中，治理结构差异对企业机制的影响。基于现有理论，寻找企业规模与治理机制之间的“拐点”效应以及治理机制在不同规模企业中对企业价值的“拐点”效应。

公司治理的问题起源于两权分离下委托代理问题的出现，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制度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Colin，2000），公司治理可以分为内部公司治理和外部公司治理机制，国内学者吴敬链（1994）对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做过代表性定义“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和解雇权；高级经理人员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良好的公司治理主要具有权力配置功能、权力制衡功能、激励和约束功能和协调功能。而从治理结构来看，公司治理的内部治理结构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高管激励机构、分红政策等机制，从外部公司治理机构来看，主要包括债权人监督、法律制度等。我们的研究中公司治理机制主要包括：股权结构、董事会规模与结构、高管激励制度、股利政策、机构投资者五个方面。

企业规模与公司治理的拐点研究是基于企业成长周期理论（马森·海尔瑞，1959），马森·海尔瑞是对企业生命周期研究的第一人，他在提出该概念时指出企业经历着由诞生到成长、成熟，再走向衰退直到消亡的生命过程，这同生物界的生长规律类似，因此在企业的生命周期的问题上可将其与生物的生命周期联系起来分析。马森·海尔瑞（1959）还在该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企业在管理上的问题会对企业的继续发展造成阻碍，意思是说，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衰退甚至是消亡的原因很可能是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着某些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如果得不到改善，就会将企业推向灭亡。从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来看，企业生命周期主要体现在公司规模的差异上（陈佳贵，1995），据公司规模的不同他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期、求存期、高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和蜕变期。李业（2000）在总结了前人的研究结论之后提出了与陈佳贵不同的见解，他认为销售额的差异才是不同企业生命周期的主要外在表现，他将企业生命周期划分为：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不同生命周期下，企业面临的外部竞争环境和内部条件都存在差别，因此经营管理目标也不一致，从而能够影响企业组织结构和治理结构的选择（Maijoor，2000）。郑石桥等（2009）研究发现，成熟期企业组织结构完善、资本雄厚，企业价值较高，更有能力也更有动力进行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内部控制更加有效。

企业在不同的发展周期对治理结构的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处于创业期的公司，公司规模小，生产模式单一，公司生存的根本在于生产与销售一个新的产品或服务（Greiner，1972）、进入一个新的市场（Jawahar and Mclaughlin，2001），很少有规范地计划、组织、执行等管理过程与组织结构，企业的治理结构比较薄弱，更多依赖于CEO的决策和协调能力。在成长期中，企业的规模快速扩张，企业内部的利益主体开始出现利益冲突，资源的配置效率需要紧跟企业较快的发展速度，企业对公司治理的需求提高。当企业规模进一步扩张，进入成熟阶段时，企业业务复杂度与监督需求随之提高。即随着公司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日趋成熟，公司业务复杂性增强，公司监督需求变高，进而需要更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如专业化程度、监督能力更强的董事会。Fama and Jensen（1983）认为，公司的组织结构取决于其生产过程的范围与复杂度，公司规模越大或者生产经营越复杂，公司的层级结构就会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审批与监督高管决策的董事会，将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完成监管任务，进而造就了更大规模的董事会。当企业处于衰退期时，产品生产流程固化，组织灵活性下降，内部官僚作风兴起，这个阶段内部管理人员权力达到顶峰，产品销售市场逐步萎缩，投资与增长机会下降，企业逐步丧失外部资源的联系与支持，企业的公司治理需求逐渐下降，直至企业出现危机（谭劲松等，2017）。可以看出，随着企业规模的变化，企业的公司治理需求不同，企业生命周期定律的存在使得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呈现出“拐点”的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