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风险与好的决策》一书

格尔德·吉仁泽 著

中信出版社

有益的错误

正如我们所见，视错觉是我们犯下的有益的错误。有益的错误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孩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试想一下，一个3岁的英国孩子想表达“我给”的意思时会说“I gived”，而非“I gave”。这个孩子并不知道英语中哪些动词的过去式是规则的，哪些是不规则的。因为不规则的动词过去式比较少见，所以孩子会先假设该动词的过去式是规则的，直到有人告诉他这样说不对。类似的错误是有益的，或者说是有用的，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为了不说错而只使用自己听过的动词过去式，他学习语言的速度就会慢得多。从失败中学习，否则你什么都学不到。

意外发现往往是试错的产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希望找到通往印度的航线，他认为乘船可以到达那里，因为他犯了一个错误：严重低估了地球的直径。其他一些更了解地理知识的人认为哥伦布的计划很愚蠢，他们是对的。但是，正是由于这个错误，哥伦布才发现了美洲大陆。同样，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意外发现，它们并不在我们的计划之内，比如“少即是多”效应。

在一项实验中，我们准备了一组简单的问题和一组难题。考虑到实验对象都是德国人，我们选择了有关德国城市人口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比较简单），还选择了有关美国城市人口的问题（难题）。我们在两个国家各选取了最大的75个城市。

哪个城市的人口更多：底特律还是密尔沃基？

哪个城市的人口更多：比勒费尔德还是汉诺威？

实验结果让我们十分震惊。实验对象在简单问题上的表现并不好，而在难题上的表现却略胜一筹。我们误以为了解得越多，做出的选择越准确。虽然这个实验失败了，这个错误却让我们有了新的发现，即“再认启发法”：

如果有两个城市，并且你知道其中一个城市的名字，你就会推断你知道名字的那个城市的人口比另一个城市多。

很多德国人从未听过密尔沃基这个城市，所以他们回答底特律的人口更多，这是正确的。但是，因为他们对比勒费尔德和汉诺威这两个城市都很熟悉，所以经验法则在这里就不适用了。而一个从未听说过比勒费尔德的美国人却可以正确推断出汉诺威的人口更多。同样，在另外一项研究中，只有60%的美国人给出了正确答案，认为底特律的人口更多；而答对这个问题的德国人约有90%。再认启发法利用了我们会忽略一半信息的特点，但是，这条简单的经验法则并非永远适用，只有针对认知度较高的事物时才适用。

有益的错误有助于我们不断学习，不断发现。如果从不犯错，那么你学到的知识将会很少，发现也会更少。

有害的错误

教育工作者往往认为最好把年轻人培养成永不犯错的人，这种观点就是一个有害的错误。如果制止人们犯错，智慧、创造力和创新将会止步不前。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个错误都是好的。世界卫生组织严重低估了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速度，其计算机模型假设感染艾滋病的概率会随性行为次数的增加而增大，但与性伴侣的数量无关。事实上，与10个不同的性伴侣各发生一次性行为，比与一个性伴侣发生10次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概率要大得多。零风险错觉和火鸡的错觉一般都会产生有害的错误。例如，风险价值法等模型假设所有风险都是已知的和可以精确评估的，虽然这种确定性错觉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各大银行仍没有放弃使用这些模型。

这些错误不仅事后看来令人难堪，而且有可能是灾难性的。有害的错误没有任何益处，为了我们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应该竭力避免这种错误。

我们需要积极的错误文化

不同行业、公司和群体都有各自的错误文化。其中一个极端是消极的错误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不敢犯任何错误，无论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一旦犯了错误，他们就会尽力掩盖。人们不可能从错误中学习，也不可能发现新的机遇。另一个极端是积极的错误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所有错误都是透明的，人们敢于犯有益的错误，并能从有害的错误中学习，从而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

让我们对比一下拥有不同错误文化的两个行业：商用航空业和医疗业。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和其他国际航空公司的错误文化是积极的，它们让飞行变得如此安全的原因正在于此。汉莎航空公司从不提供虚假的确定性信息，而是清楚说明飞机失事的概率：1/10 000 000。要保证这种极小的失事概率，有几条清晰的安全准则必须遵守，例如，每架飞机的载油量准则。

每次飞行的最低油量包括：

1. 航段耗油：到达目的地所耗费的油量。

2. 预备燃油（航段耗油的5%）：防止因风力预测错误等导致航段耗油计算不准确而预备的燃油。

3. 代用燃油：在目的地复飞以及飞往备用机场所需的油量。

4. 最终储备：在备用机场上空飞行30分钟的油量。

5. 额外燃油：由机组人员决定，用于应对极端天气等特殊因素。

这种提高油量安全边际的做法让汉莎航空多花了很多钱，因为额外的载重量会耗费更多飞机燃油。在一次长途飞行中，约有30%的油量耗费在运载燃油上。

汉莎航空公司错误文化的一个方面是安全措施，另一个方面就是报告真实的错误。飞行员如实报告自己的严重错误，一个特别小组会与飞行员谈话、做好记录，并将此信息传递给每位相关人员，这样所有飞行员都可以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虽然飞行的安全性已经很高了，但各方仍在努力进一步降低飞行事故的发生数量。以美国的航空项目“系统思考”为例，所有参与者——包括飞行员、技师、空中交通管制员、飞机制造商、航空公司和监管机构——会聚集在一起讨论各种飞行错误，研究如何使飞行更加安全。

退而求其次的防御性决策

很多委员会会议结束时，大家会纷纷表示“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才能做出决定”。对此，所有人都点头称是，并对推迟做决定感到高兴。一两个星期以后，当有更多的数据在手时，会议仍没有结论。所有人的时间都因为要再开一次会议、搜集更多的信息而被浪费掉。其实，罪魁祸首就是消极的错误文化，所有人都因为害怕承担后果而没有勇气做出决定。“防御性决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为了逃避责任而拒绝做决定或延迟做决定，它是以牺牲公司、纳税人或患者的利益为代价的。

为什么我们会放弃最佳选择？

我有一位朋友曾在一个优秀的国际慈善组织工作。这家慈善组织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志愿者致力于为全球灾害和战争的受害者提供紧急医疗服务。为了能在接到紧急通知后立刻做出反应，这家组织必须抛开政治利益，快速进行危机评估，以确定目标群体需要什么。就像很多非营利性慈善机构一样，这家慈善组织的资金主要依靠社会捐助。为了向捐助者证明他们的捐款得到了合理使用，没有被浪费，这家组织需要聘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进行审计，并出具证明。

那么，选择哪家会计师事务所呢？公司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当地的一家小公司，报价合理，会计师的业务水平很高；另一个是一家国际大公司，名气大，但报价高，会计师也不那么专业。当地的那家公司会派出经验丰富的会计师，而那家大公司会派出经验相对缺乏的年轻会计师。最佳决策似乎显而易见：选择那家当地的公司，你会以更合理的价格得到更专业的服务。但结果并非如此，这家慈善机构选择了名气更大的那家公司，为什么呢？非营利性组织需要对捐助者负责，它们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不出问题。如果捐助者发现是一家他们从未听说过的会计师事务所在给这个非营利性组织做审计，警报就会响起。但是，如果是一家知名的会计师事务所，捐助者就会觉得很安心。

防御性决策：在某种情况下，A本是最佳选择，但最终入选的却是次优选项B，因为一旦出现问题，决策者可以保护自己。

选择次优方案不是愚蠢的举动，也并非居心不良。防御性决策是出于某种心理，而这种心理的依据就是上一章提到的一个经验法则。

再认启发法：如果你听说过某家公司，没有听说过另一家公司，那么你会推断前者能为你提供更大的价值。

这条简单的经验法则往往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但也会让一些知名公司越做越大而无法继续提供最优质的服务。防御性决策不仅会利用品牌知名度，还会利用能保护决策者的其他一切手段。其结果就是一个悖论：慈善组织为了保护自己免受捐助者的问责，选择了名气大、收费高而服务却差强人意的会计师事务所，白白浪费了捐助者的钱。

流程真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吗？

因为害怕受到指责、批评和控告，我们选择了次优的公司，做出次优的管理决策，或采取防御性医疗行为。为了免遭指责，人们躲在“安全”的程序背后，依靠知名品牌，相信各种检查和高科技，即使它们毫无益处甚至有害。医生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人会因为过度医疗而吃官司。”更重要的一点是，金钱奖励与防御性医疗行为是并行不悖的：健康保险公司会因医生和诊所的过度医疗而付给他们一大笔钱，但是因医生向患者解释其他治疗方案及其利弊而支付的金钱却少得可怜。

防御性决策和风险厌恶的情感构成是不同的，前者可能会导致人们承担过度的风险。如果直觉告诉你某项投资估值过高，但你却随大溜参与其中，那么你可能要承担过度的风险。最近的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金融投资者的群体行为引发了过度的风险。问题不仅仅在于风险厌恶，还因为缺乏积极的错误文化。我们要鼓励大家谈论错误，承担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整体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