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子沛专栏

《数文明》第4期:数权,互联网原罪浮出水面

涂子沛

时间:2019-11-07

导 言

在今天的世界中,大众对数据的认识和500年前美洲大陆原住民对黄金的认识是类似的,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数据具有价值。越完整的信息越值钱,量越大、越清晰的数据越有可能变现,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今天,“数据是资产”已成为企业界的共识,但数据的贡献者反而被认为是毫无关系,甚至可能因为数据而受到伤害,这是不公平的。

现有的观念中,数据的产权被互联网公司认为没有争议,但数权的确认,将会给社会和市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空间。互联网上的数据产权应该归属于消费者,未来任何一项数据的收集,都应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否则不能收集。

《数文明》涂子沛 著

1519年,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墨西哥,当地的原住民看到西班牙人对黄金的痴迷,完全一头雾水:黄金不能吃、不能喝,用来制作工具或武器又质地太软,为什么西班牙人如此疯狂地抢占它?他们完全不知道,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黄金就是货币,黄金就是购买力。

据后人估计,在殖民统治的300年间,西班牙从拉丁美洲掠夺了约250万吨黄金,白银就更多了。靠着从南美洲掠夺的黄金和白银,西班牙撑起了当时最强大的帝国,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日不落帝国”。

南美洲向欧洲输送了黄金,欧洲给南美洲带去了什么呢?枷锁和疾病。欧洲人把天花带到了新大陆,南美的原住民对这种疾病没有抗体,天花在南美肆虐,令原住民的人口锐减了90%以上,曾经纵横南美大陆的印第安王国一个个销声匿迹。这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盘剥,是人类历史上一段不光彩的掠夺史。

在今天的世界中,大众对数据的认识和500年前美洲大陆原住民对黄金的认识是类似的,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的数据具有价值。就像500 多年前的人想象不出有另外一个大陆存在一样,今天的大众也完全没有认识到,人类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生活空间,一个和物理世界对应的平行空间,而数据,正是这个空间里的黄金、石油、矿藏,甚至土壤。

在大众认识到数据的价值之前,一系列互联网公司已经完成了对数据的掠夺和积累,它们已经拥有了庞大的数据资产。借助对这些数据资产的运营,它们年年都可以拿出令大众眼前一亮的业绩报表,而对它们财富的来源,我们整个社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是缺乏追问的。

不错,互联网公司创造了价值,为大众的生活带来了便利,但是它们今天对数据的使用,也给大众的生活带来了威胁和恐惧。Facebook 风波中对思想、心理的操纵,电商平台的“杀熟”,打车平台的算法定价合谋,这些都是对大众利益的伤害。

特别是以数据为基础的人工智能,随着技术发展进步,将取代越来越多人的工作,而这些数据,正是大众以几乎免费的方式提供的,这颇有煮豆燃萁、恩将仇报之感,这是新文明的悖论。不得不说,互联网公司在数据的收集和使用这件事情上,是有原罪的。

集腋成裘、聚沙成塔,这两个成语比喻积少成多、量变与质变的关系,形象地概括出了数据价值演变的路径和现状。一根毛、一粒沙微不足道,但多了就能派上大用场。越完整的信息越值钱,量越大、越清晰的数据越有可能变现,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例如,一个股票投资者希望听到这样的信息:“明天阿里巴巴的股票会涨10%。”这样他就可以买入了。但这条信息要是被拆分为“明天”“阿里巴巴的股票”“会涨”“10%”这样的只言片语,它就可能完全没有价值。

同理,一个人的数据价值不大,但一群人的数据就有了价值。一定程度上而言,数据越多越大,价值也越大。数据就像基因,掌握一个人的一个基因价值不大,但若掌握一个人的甚至全部人的全部基因,那价值就巨大了。

最为典型的就是电商平台。在它的平台上,哪怕是一件一毛钱的商品,哪怕是子夜时分在其平台上成交,都会留下一条数据,用来描述它的交易过程以及买卖双方的信息。

对单个消费者来说,留下这样一条数据一开始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可当他在这个平台上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当无数的消费者都把数据沉淀在一个平台之上,价值开始凸显、放大。平台可以通过算法对这些消费者进行自动窥视和推算,向他们推送精准的广告,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商品服务。广告就是收入,卖更多的东西也是收入,在阿里巴巴的财报中,广告的收入曾经占80%以上。

不只是阿里巴巴,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公司都靠广告收入生存。2017财年百度的广告收入(其财报中称之为网络营销)为人民币731.46亿元,占其总营收的86%。同年,腾讯广告收入同比增长50%,至404.39亿元。和BAT相比,所有的传统媒体望尘莫及。据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数据显示,广播电视的广告收入稳中趋降,总收入1 518.75亿元,同比下降1.84%,平面媒体的情况更是惨不忍睹。一个在高速增长,一个却在大幅滑落,互联网巨头之所以能够在营收上打败所有传统媒体,其基础正是消费者的数据。它们通过数据“读心”,掌控消费者,实现供需关系的精准匹配,从而赢得了广告主的青睐,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也可以说,互联网30 年就是人类广告技术突飞猛进的30年。所谓的BAT,其实不过是“三个广告和游戏公司”。

当拥有数据的各大互联网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公开宣称它们拥有庞大数据资产的时候,大多数消费者对数据的价值还处于无知无觉的状态。对这些数据如何被使用、被谁使用、最终有多少个拷贝和版本、保存在哪里,消费者更是一无所知。

今天,“数据是资产”已成为企业界的共识,但如果说数据只是互联网企业的资产,和数据的贡献者—大众,没有任何关系,甚至数据的贡献者还可能因为数据受到伤害,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这个核心问题上,互联网公司一再巧妙地利用公众对数据产权问题的无知,小心翼翼地掩藏自己的企图和野心。

首先,互联网公司不认为产权的事有争议。它们认为,收集了就收集了,占有了就占有了,数据现在在谁手里,谁就拥有所有权、处分权和买卖权;其次,它们认为数据是死的,利用是活的,它们的利用才是互联网的精髓,才创造了价值,大众对此没有争论的余地。

我们需要挑战这些观念,数据产权必须经历一个重新被发现的过程。

1899 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并委托南洋公学的译书院出版,严复明确地提出了版权问题。最后译书院以2000两白银购买了这本书的版权,并同意将该书码洋的20%作为版税付给严复,这被后世视为中国版税制度的发轫。

在此之前,写文章换取报酬只是个别现象,这种报酬被称为“润笔费”,其文章范围仅限于墓志铭之类的。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仅仅靠写作根本无法安身立命。

民国时期,上海率先建立了稿费和版税制度。因为这项制度,诸多文化人不仅渡过了生存难关,还为中国贡献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品。1927年,鲁迅从中山大学辞职,此后留居上海直到去世。之所以敢选择做一名自由职业者,是因为鲁迅有其赖以为生的经济来源—版税。据研究人员统计,这一时期,版税占鲁迅全部收入的75%以上。此外,茅盾、郁达夫、郭沫若等一大批文化人都曾经依靠稿费和版税为生。近代稿费和版税制度的建立,可谓影响深远,它不仅催生了中国第一批都市作家,在封建教化伦理之外开辟了一个新的、独立的阅读空间,还推动了以“国家和民族”为主题的思想讨论和以纯文学为旨归的现代精英文学。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并不是说要参照版税的模式设计“数税”,其实版权和数权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文字创作中有智力劳动和思想创见,而且创见的成分越高,价值越大;但数据不一样,数据只是记录,记录必须忠实于被记录的主体,越准确地反映主体的身份、性格、行为、习惯、偏好,数据就越有价值。

我想说的是,版权的确认,给社会和市场打开了一个崭新的空间,数权的确认,将会是同一个道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视频行业。中国的很多视频网站,最初为了争取流量和人气,收集了大量没有授权的影片和视频,版权问题一度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这几年情况大为好转,一些非法转载的视频网站、App被关停,而那些走上尊重版权之路的规范网站则成了行业的领先者,比如爱奇艺、优酷视频。爱奇艺已经于2018年3月上市,半年内市值曾冲顶300亿美元,这在盗版时代是无法想象的,长期游走在法律灰色地带绝不可能被世界投资者所接受。

我认为,互联网上的数据产权应该归属于消费者,未来任何一项数据的收集,都应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否则不能收集。作为平台的建设者,互联网公司通过记录获得了数据,但就数据的价值而言,谁来记录和用什么工具记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被记录的是谁、记录了什么。

就此而言,互联网公司在互联网之上建立起软件平台,对我们的行为进行记录,这不能成为它们完全拥有数据的理由。互联网公司收集了数据是事实,但关于它们要怎样使用数据,消费者要有知情权、决定权,还应该有收益权。这类似于给一个人写传记,书写成后大卖,但这个人本身却被排除在分红之外,这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不合理。

这是互联网平台上的数据红利,它已经成了互联网公司第一桶金,但今天,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拐点,平台应该跟所有的数据贡献者分享这种红利。

这也是一场数据平权运动,它是平权运动在数据空间的重演,资本主义和平权必将在互联网上重演。共享新一轮的数据红利,是对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市场法则的尊重。

数据产权的问题如果继续模糊不清,很可能成为新经济和新文明发展的瓶颈、障碍。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识到新时代互联网沉淀数据的本质,他们对个人数据价值的认识会觉醒。如果不对这些权益予以确认和保护,互联网公司继续以无征求的方式抢占消费者的数据,消费者对新型互联网服务的接受程度将会下降,对互联网交易,特别是跨国的互联网交易,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以怀疑的、不完全信任的态度来看待。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科技创新,影响数据经济在全球的普及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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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子沛,大数据先锋思想家。曾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2014年从硅谷回国,出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从2017年起先后创建涂子沛咨询、数文明科技。同时担任伊斯佳股份(智能制造)董事、人民网独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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