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风险与好的决策》一书

格尔德·吉仁泽 著

中信出版社

社会模仿：害怕别人所害怕的事物

很多欧洲人都对吃从森林里采的蘑菇司空见惯，但美国人却不赞同这种鲁莽的做法。美国私有枪支的数量比美国民众的人数还多，但欧洲人一想到邻居醉酒后可能拿着枪惹是生非，就会心惊肉跳。为什么不同的人会害怕不同的事物？文化差异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共同的心理，而且它不是建立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尝试吃每种蘑菇、接触每条蛇或每只蜘蛛，从而判断它们是否有毒，这种方法并不可取。我们的心理会保护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不犯致命的错误。正如那句名言所说，愚者只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智者则从别人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这种智慧暗含着一个无意识原则，即通过社会模仿来了解恐惧。

别人怕什么，我们就怕什么。

如果亲身体验可能让我们丧命，那么这个简单的原则可能会保护我们，也可能会让我们害怕本不该害怕的事物。不过，害怕不该害怕的事物总比遇上致命的危险好得多，经历两次虚假的警报也比一次遇险好得多。

不同文化所展现的怪诞的恐惧心理，为各地游客提供了津津乐道的奇闻逸事。但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提高，不同的文化已不再孤立。因此，差异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它只是一种普遍的趋势，而且一种文化中也可能会出现巨大的差异。

文化差异是人们害怕某物或对某物放心的原因。人们不会完全喜欢或厌恶风险，原因在于社会学习。他们会害怕同伴害怕的事物，因此有的风险他们敢于承担，有的风险他们会极力规避。

但是，社会学习并不是我们了解恐惧或寻求心安的唯一方法，还有一种方法是生物性准备，它能让我们快速“学会”对人类进化史上的危险情况产生恐惧感。

生物性准备

为什么孩子会害怕蛇和蜘蛛，即使他们国家的毒蛇与毒蜘蛛已经灭绝？这看起来似乎很愚蠢，但是他们的这种恐惧还是有理论依据的。通过个人亲身体验去认知某种动物是否致命，可能会丢掉性命；通过社会模仿来学习，也许又过于缓慢。于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习得了第二个学习方法，即巧妙地集先天与后天于一身。恐惧的对象已在基因程序中“预设”好了，只需要被输入的社会信息激活即可。

爸爸害怕蜘蛛，女儿也害怕蜘蛛。

生物性准备是指威胁我们祖先生命安全的事物或环境，比如蜘蛛、蛇和黑暗。举个例子，一位爸爸发现自己胳膊上有只蜘蛛，因此大叫起来，他的女儿恰好看到了这一幕，这足以让她习得这种恐惧。但是，当这个小女孩看到祖母对手枪、摩托车以及其他可能致命的现代发明感到害怕时，她并不会很快习得这种恐惧。让孩子对蜘蛛产生恐惧，要比让他们害怕电源插座容易得多。通过生物性准备来习得预设的恐惧，其过程如下：

预设的恐惧→其他人表现出这种恐惧→习得这种恐惧

与通过试错法学习不同，这种预设的恐惧人们很快就能学会，往往一次即可。一旦学会，便很难改变。人类的很多恐惧都早已在基因中预设好了，其中包括害怕动物（如蜘蛛、爬虫），害怕物品或事件（如空旷的露天场所），害怕某些人（如面目狰狞或反社会的人）。动物之所以在人类的恐惧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很可能源于我们的祖先防御食肉动物的生存需要。生物性准备让人们知道该害怕什么，而无须亲自冒险体验。

生物性准备让我们学会对旧的危险产生恐惧感，而社会模仿则让我们学会对新的危险产生恐惧感。

自控力是对抗焦虑情绪的最佳利器

目前，很多国家的人们似乎都越来越担心工作、人身安全以及社会对他们的认可度。我们是否进入了焦虑时代？据说，数十年来，美国的年轻人越来越抑郁。当研究对象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时，20世纪初出生的人中仅有2%的人表示自己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这一数字在20世纪中期出生的人中却高达20%。这一差距可能只是表象，并未反映真实情况。年老的人会存在选择性记忆的情况，他们想起来的可能主要是年轻时的美好时光。为了避免这种可能性，可利用群组对比的方法研究同一年龄段的年轻人，并对其进行追踪研究。

现在的年轻人变得更加焦虑了吗？

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验（MMPI）是用来鉴别精神疾病的一种人格测试，它可以检测包括疑病、抑郁、分离性障碍等心理疾病。为了进行历时比较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起，美国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和青少年做了此项测试。

测试分数的变化十分惊人。1938~2007年，大学生的临床量表分数稳步升高，尤其在情绪多变、不安、不满、不稳定方面（所谓的F量表）。分数越高，这些性格特征越突出。我们以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大学生的平均分数为基准线，最近几代人中，几乎所有的学生——确切来说，有94%的学生——的测试分数有所提高。不切实际的积极自我评价、过度活跃、自控力低等方面的分数也在提高。在该测试的所有量表中，85%的学生的分数高于基准线：更自恋，更以自我为中心，更反社会，更担心，更悲伤，更不满。根据学生的自我表述，这就是近几代美国年轻人的心理状况。曾被视为异常的情况现已成为常态。

这种情绪变化的原因何在？也许是现代化的大学让学生变得喜怒无常、紧张不安，他们第一次离开家，压力倍增。但是，高中生也经历了类似的情绪变化，而且男生和女生之间以及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之间并没有差别。对此可能有另外一种解释：如今，抑郁或紧张的情绪是社会的一种需要。虽然这可以解释其中的一部分变化，但整体趋势并没有变。也许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心理状况可能会随着经济大环境的起伏而变化，从大萧条时代直到今天。但是，测试分数的升高与经济变化或失业率基本无关：年轻人的分数增长很平稳，并没有随着经济周期而波动。在“二战”、“冷战”以及动荡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儿童焦虑和抑郁的比例实际上还比现在低。

内部控制：专注于技能而非外表

最佳解释可能与年轻人认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有关，这体现在内部目标和外部目标的区别上。内部目标指通过提高自身的技巧、能力和道德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更成熟，从而过上有意义的生活。外部目标则与物质奖励以及他人的看法有关，包括高薪、社会认可和美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人们的目标变得越来越外部化。针对大一新生的年度调查显示，近几代大学生认为“经济富足”比“生活有意义”更重要，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情况恰恰相反。

这一变化使得年轻人在达成目标方面很难做到自我控制，因此他们的情绪和行为也越来越失控。内在——外在心理控制源量表（IELCS）是一种调查问卷，可以用来测试人们对自己可以掌控命运的相信程度。1960-2002年，调查人员给9-14岁的儿童做了这份问卷。结果表明，多年以来，儿童对自己可以掌控命运的相信程度大幅下降。2002年儿童的外部控制倾向要高于1960年80%的儿童。如果儿童很少进行内部控制，面对不确定性时他们往往会焦虑不安：我一定会失败，尝试没有任何意义。

相反，擅长进行内部控制的人往往生活得更好。他们在社区里更加活跃，更注重自己的健康，并且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我们也许无法控制别人对我们的衣着、技能或外表的看法，但是，我们可以控制学习语言、弹奏乐器、承担照顾小孩和老人的责任等内部目标。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尝试重新专注于内部目标，摆脱对日常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过度焦虑。